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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时期概述

    时间:2012-3-16 3:30:18  作者:  来源:  查看:1178  评论:0
    内容摘要:   清朝时期概述 清代前期的吉林,由于长白山被视为先祖的“发祥圣地”,一直处于严密的封禁状态。当时的清政府十分注意边境的军事防务。在经济发展上却无大的施策,基本上是自然农业经济,只能保证农、牧、渔、猎等各种产品的进贡。大片土地被闲置,经济发展缓慢。...
      

     


    清朝时期概述


     清代前期的吉林,由于长白山被视为先祖的“发祥圣地”,一直处于严密的封禁状态。当时的清政府十分注意边境的军事防务。在经济发展上却无大的施策,基本上是自然农业经济,只能保证农、牧、渔、猎等各种产品的进贡。大片土地被闲置,经济发展缓慢。清朝中后期鉴于沙俄与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不断入侵,以及东北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清廷开始取消封禁,大批中原流民得以出关开荒种植,耕地扩大,农业有所发展,吉林与内地的物资交流开始活跃,在珲春等地还进行了边境贸易。伴随经济的发展,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也在白山黑水的涵养之中形成。     
      吴大?等有识之士,身为封疆大吏,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巩固吉林边防的同时,也在兴办洋务中,为吉林实业的发展写下光彩的一章。     
      此时,沙俄与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修筑铁路,逐步将侵略触角伸向东北腹地,强盗的扩张行径激发了吉林军民的爱国热情,珲春驻军与忠义军的抗俄斗争名垂近代史册。 威震全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与义和团爱国运动对吉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振隆农民起义军和义和团六合拳的战斗,名播东北大地,动摇了腐败的清廷统治基础。


    政治



    清王朝在关内建立政权后,将东北视为其“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实行“封禁”政策,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强化管理体制,针对不同民族,不同特点,相继实行八旗制度、州县制度、盟旗制度、噶珊制度等四种不同的管理方式,而八旗制度则是基本统辖体制,吉林基本上以八旗制度为主,实行吉林将军统辖下的旗、民分治制,其中既包括隶属于吉林将军的吉林厅、伯都纳厅、长春厅等民事机构,也包括黑龙江省下游及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各族的噶珊基层政权。
        从清前期到中后期,吉林的社会组织结构、政权设置和管理体制较盛京、黑龙江有所不同,它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调整完备的过程。
        由于与吉林毗邻的沙俄不断进行领土蚕食与扩张,加强边防防务,兴办实业与对俄交涉、重新勘界也成为清代中后期吉林的一大政务。
        受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吉林人民抗俄反清斗争亦呈十分活跃态势。
        一、政权设置
        清代前期在东北实行不同于关内“行省制”的“军府制”,即以军事统治监督地方政务,建立以军事管制为主的地方政权机构。
        (一)吉林将军衙门机构的设立。吉林政权的设置源于吉林将军衙门的设立,而吉林将军又是从宁古塔将军演化而来。
        宁古塔为东北北部军事重镇,清初即设有八旗驻防。清入关后,为加强北部边防,防止沙俄入侵,于顺治九年(1652年)又设官兵驻守,不过直接归属于盛京昂邦章京。顺治十年(1653年)脱离盛京,开始独立设治。康熙元年(1662年)改称“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康熙十五年(1676年)将军移治吉林乌拉城。这时宁古塔将军或称乌拉将军,以后一直混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正式决定将船厂改为吉林,从此一律称“镇守吉林乌拉等处将军”,简称吉林将军。
        吉林将军所辖疆域,按乾隆元年《盛京通志》卷12所载:“东至海三千余里;西至威远堡门595里开原县界;北至拉哈福阿色库地方六百余里蒙古界;南至长白山(南鸭绿江)1300余里,其南朝鲜界;东南至希喀塔山二千三百余里海界;西南至英额门七百余里奉天将军界;东北至合者(赫哲)、飞牙喀三千余里海界;西北至黑儿苏门四百五十余里蒙古界;东北包括自乌第河以南、黑龙江下游的全部地区和海中的库页岛及沿海其它岛屿。”简言之,吉林将军之辖区北起乌第河至奇穆尼河流域,下接松花江东流水南岸地区;东至库页岛与日本海;南接图们江、鸭绿江上游、浑江流域和东辽河上游;西侧以柳条边与内蒙古分界。也就是说当时吉林将军所辖仅包括今天吉林省的东部。
        自将军之下,分设副都统、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等官员,实行军事统辖,管理满州、蒙古、汉军、锡伯、巴尔虎等旗户以及“打牲之部”。所谓“打牲之部”指在混同江岸及海中大州(库页岛)居住的赫哲、费雅喀、库页、鄂伦春、奇勒尔等部族。
        将军衙门办事机构设有户、兵、刑、工四个司,每司设主事一员,主持司务。兵司下附设驿站总站官。该四司机构以军防为主,兼有行政管理职能。户司主管粮仓、俸饷、税银、官庄及财政支出;刑司主管刑犯、流人、旗民交涉及盗贼案件等;工司主管公署、仓库、城池的维护及修筑,修造船只,生产火药;兵司负责官兵登册、军械、进贡及地方文武官员拣选报送等。
        将军衙门的设置与管理分为四个系统。
        第一系统:八旗驻防,军政合一,均为重要军事重镇。
        1.宁古塔(旧城为今黑龙江省海林之旧街,新城为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城),本为将军府地,将军移治吉林乌拉后,设副都统管辖黑龙江下游及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将库雅喇人编设三佐领,于珲春设。协领公署属宁古塔副都统所辖。珲春协领下治各族姓长。
        2.吉林乌拉,又称船厂。早在明代永乐年间即开始造船,清代顺治年间仍继续在该地监造船只,并于顺治十五年设立吉林水师营。将军移驻后,成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原设有副都统,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后,不设,至雍正三年(1725年)复又设吉林副都统,下属额穆赫索罗和伊通均有驻防佐领。
        3.三姓,为连结吉林内地与黑龙江下游及乌苏里江地区的枢纽。康熙初年即有部分赫哲族迁于此。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清政府决定在三姓设治,仅设协领一员。除由吉林乌拉拨来满洲披甲80名驻防外,又将三姓原居之赫哲四姓编为四佐领,划入上三旗。雍正九年(1731年)添设副都统,增设佐领6员,披甲800名。次年正式设立三姓副都统,披甲1000名,编为10佐领。三姓副都统通过姓、乡两级基层组织,负责管理黑龙江下游及部分乌苏里江地区的少数民族。
        4.伯都讷(今吉林扶余),为当时吉林水陆通衢,又拥有大片丰土沃野可供开垦,故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始建木城,安置锡伯、瓜尔察1000披甲。移吉林副都统驻此设治,始称伯都讷副都统。以后因垦荒的汉人渐多,于伯都讷添设长宁县,专管汉人事宜。不久又撤去长宁县。乾隆二年(1737年)伯都讷又添设州同一员,专门负责管理汉人之事,不过其关系归属于永吉州。乾隆十二年(1747年)改州同为巡检。此时因该地与蒙古相近,蒙古之事务繁多,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裁去巡检,专设办理蒙古事务委署主事一员。副都统则兼管民人事务。乾隆年间中叶以后,该地汉民又大增。嘉庆十六年(1811年)撤去管理蒙古事务的委署主事,改设伯都讷厅,置理事同知一员,又于伯都讷城及孤榆树(今吉林省榆树县)各设巡检一名。伯都讷厅设于伯都讷城内,一城二署,旗民分治。厅归属于副都统所辖。
        5.阿勒楚喀(今黑龙江省阿城),该地与拉林、双城为京旗移垦在松花江中游而同时崛起的新城镇。雍正三年(1725年)于阿勒楚喀设协领一员。雍正十年(1732年)又于该地增设佐领三员。以后因保护周围山林的任务加重,阿勒楚喀成为吉林将军治下的重要驻防城之一。乾隆十九年(1754年)清政府为移垦戍边,又移京旗来该地垦荒。原拉林副都统难以处理众多政务,故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在阿勒楚喀正式设副都统,但衙门仍设在拉林。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实行分治,这时阿勒楚喀正式设副都统衙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又扩大权限,让其兼管拉林政务,而拉林副都统此时改称协领。在双城左右两屯置佐领公署,中屯设有协领公署。
        第二系统:地方行政,这是清代实行汉旗分治专司汉人事务的民治机构,在吉林将军下分别设立吉林、伯都讷和长春三个直属厅。
        l.吉林厅:雍正四年(1726年)清政府为管好汉人(民人)事务,在吉林地区特设永吉州、泰宁县、长宁县。后因泰宁、长宁民事无多,遂撤去,集中民人事务于永吉州,并增设理事通判,却隶属于奉天府尹管辖。以后随大批汉人流民的涌入,此时民人事务又开始日渐增多,吉林将军要求将永吉州归属吉林直辖,但清廷当局碍于“旗民分治”原则,认为归属吉林“于体制不符”,于是采取一折衷办法,“将永吉州暂归该将军兼辖”,但是附有条件仍即“地方一切事件,仍尊旧制”,由奉天府尹办理,使永吉州受吉林将军与奉天府尹的双重领导。乾隆十二年(1747年)永吉州改为吉林将军直辖,设同知一员。
        2.伯都讷厅的设立,已如前述。
        3.长春厅:它是设立最晚的一个厅。其地原为郭尔罗斯前旗游牧场地,蒙古王公私招汉民盖房垦荒,王公每年坐收租银。为加强对前来开垦的汉民管理,清政府决定设理事通判,专司汉人话般事务。嘉庆五年(1800年)7月,理事通判正式设治于长春堡,遂名为长春厅,下设沐德、抚安、恒裕、怀惠四乡。道光五年(1825年)长春厅治移于宽城。该厅的土地仍归属于郭尔罗斯王公所有,只在行政方面由吉林将军所辖之长春厅办理。不过该厅发展较快,后来成为仅次于吉林厅的第二大厅。
        第三系统为中央直属的地方旗人机构,即特殊的打牲乌拉。
        打牲乌拉为满族聚居的特殊管理地区,最初直属北京中央朝廷的内务府,是皇品进贡的基地,委以噶珊达(乡长)负责经营贡品,统管地区事务。顺治十四年(1657年)改设六品总管,并设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吉林将军移治吉林乌拉城后,受命兼理打牲乌拉的诸般事务,不过打牲乌拉总管亦然有权,颇有独立性。雍正五年(1727年)清政府复又强调打牲乌拉由内务府直辖之特点,不再让吉林将军兼辖,改为每年派乾清门侍卫和内务府官各一人前来与总管同办打牲乌拉日常事务。雍正年间,由于打牲乌拉人工日繁,清政府又从中选用壮丁千名编成十佐领外出戍边,后于乾隆初年撤回戍兵,复又驻防于本地,另设协领统领,归属吉林将军管辖。由此打牲乌拉出现总管与协领两个衙门,各司其事。其后职能略有变动。不过由乾隆至道光年间,打牲乌拉一直保持双重领导体制,吉林将军分管进贡的贡品如东珠、鳇鱼等,还有负责挑选官缺之事,而其它日常事务由总管衙门处理,对北京内务府负责。
        此外还有特殊的机构,即由吉林将军统辖的四个边门防御:巴彦鄂佛罗。伊通、赫尔苏、布尔图库,也是军政合一八旗制度管理。
        与打牲乌拉相关的是清代统治者圈定满洲龙兴之地的区域界限,以分别内外;实行民族隔离;也为垄断人参、貂皮等特产经济利益,保证贡品的充足供应,在吉林的西部和南部修筑了柳条边。南部修的早,通称为老边,始建于顺治年间(1644~1661),自凤凰城至开原一段为盛京将军与吉林将军辖境的分界线。康熙年间(1670~1681)又修建了新边,自开原威远堡至舒兰法特哈东亮子山。新边以东、老边以北划为参山围场,广设边门、边台、卡伦、封堆,严禁汉人入内,就连满洲旗人亦不准随便进入。柳条边外的内地卡伦作为驻军哨所集军事巡查与管理于一身,主要是查拿进入边外的流民。在道光三年(1823年)已多达106处。这仅为吉林内地卡伦,不包括沿海边疆一带所设的卡伦。
        第四个系统是吉林将军对东北部少数民族管理的噶珊制。
        清代吉林将军所辖区域远至黑龙江下游及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该地区居住的多为满汉族以外的赫哲、鄂伦春、费雅喀、奇勒尔、库叶、恰克拉等少数民族。针对该地区的民族聚居特点,实行噶珊制管理。所谓噶珊制就是利用当地原有的哈拉与噶珊的两级组织做为地方基层政权,负责日常管理。    哈拉即“姓”,同一“哈拉”的人属于同一血缘集团,由“哈拉”又繁衍派支出更小的近亲集团“木昆”,即是“族”。“噶珊”为满语,是村、屯的意思,其内的居民有同姓,也有不同姓者,主要因地域相近组合在一起,小的噶珊只有几户、十几户,一般为一、二十户,大的噶珊多为三、四十或七、八十户,又通常由若干个法哈拉,即街道所组成。同一法哈拉又多属同一木昆,因此法哈拉成为一条街的家族集团。
        吉林省将军利用“哈拉”与“噶珊”这一少数民族原有的聚居社会形态作为地方治理的基层组织结构,从而实现其行政管理的职能。其职能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隶籍其民,岁征贡貂;一方面“有警则声气相通,安常则渔猎所得,殆寓边防之深意焉”。【注:《吉林通志》卷17。】清代前期的噶珊有71个,同治年间有79个,而在三姓副都统的满文档案即记载有噶珊169个。【注:《中国东北史》卷4,第1315页。】
        噶珊制度中的姓长、乡长就原有族人却可任命,并能世袭。上级官员也可深入居民之中重新物色人选,并非固定定式。姓长、乡长的职责是组织生产活动,保护本成员的利益不受侵犯,同时也约束居民遵守清政府的律令。他们更具体的工作是“征收贡品,登记氏族中的死亡者和出生者”,及时向前来巡视的清朝官吏报告并负责交纳贡品。贡品就是向清政府缴纳貂皮做实物税,而上贡后清政府又赐给他们布帛、衣物及日用品等东西,被称为“赏乌林”。按规定贡品乃按户征收,每户一年进贡貂皮一张,一般为一年一入贡,因距离远近不同,交通畅阻有异,也有二年或三年一贡的,这样所贡貂皮累计为两张或三张。“贡貂”与“赏乌林”制度的实行,不仅密切了边疆少数民族与清政府的联系,同时通过贡物与赏物,实行了物品的异地交流,传播了文明与进步,有利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沙俄逐渐以武力侵占了中国东北的大片土地,因此吉林将军所辖区域也随之逐渐缩小,失去了乌苏里江以东及珲春与朝鲜毗连的广大地区。
        (二)吉林巡抚衙门的设立。光绪元年(1875年),东北三省农民起义不断,被清政府视为“奉、吉马贼成患”,故专派大员前来查办,由原四川总督崇实和内阁学士岐元做为钦差赴盛京(奉天)来办理。崇实、岐元来奉天经实地考察后,采取两手策略,一手是加大镇压农民起义的力度;一手是改革与整顿吏治,强化地方行政管理。崇实认为奉天为政之“事权不一”弊端缘于“旗民并治体制”,应将官制向行省制转化,实行道、府、县三级官制。于是崇实上奏《变通奉天吏治章程》,经军机大臣、六部九卿议准,于同年11月由皇帝批准实行。这样由奉天率先开始改革,虽无行省之名,却已具备行省之实,使东北民旗分治结构向一元化方向发展,为以后东北行省制的产生打下了基础。在奉天整顿吏治的影响下,1878年吉林将军铭安也奏请变通吉林官制,改设府、县,加强地方行政统治。清廷奏准,只囿于财力直到光绪八年(1882年)吉林才正式开始实行,即在省下设立道、府、县三级官制。先设分巡道,驻于省城,全省政务由该道转承吉林将军,实际上分巡道兼任藩、臬二司之职。同时将吉林直隶厅升为吉林府,新设伊通州和敦化县归其管辖。当年又设宾州厅、五常厅、双城厅。1889年长春厅升为长春府,新设农安县归属之。在此之前,由于清政府对东北的开禁,关内流民大量涌入,民事日益繁多,为加强管理就已不断增设地方州县机构,或是将原有机构升格,或是将基层民事组织扩大,乃至增设新的机构。    形势的发展将吉林省制的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
        1907年,清政府试图革新政治,这次改革是在行省制基础上,拟进行预备立宪的背景下进行的。其宗旨在于保持大清皇统绵延不绝,万世一系的前提下,试图实行西方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体制。当时围绕改革有关“军政分开”、“司法独立”的呼声很高,于是清政府决定在东北取消军政制,裁撤了东北的三将军,设东北三省,改盛京将军为东北三省总督,吉林设省,为巡抚官。1908年吉林省巡抚衙门才正式宣告成立。该衙门内设民政使(掌主民籍管理)、交涉使(掌主邦交联络)、度支使(掌主地方财赋)、提学使(掌主教育行政)、提法使(掌主司法行政、监督与检察)、劝业道(掌主农、工、商业及交通运输事业)。吉林巡抚成为全省最高民政长官,同时兼理旗务。
        吉林正式设省后,仿内地各省之例,在省下设西南、西北、东南、东北四个路道,道下设府(直隶厅州)、县(厅、州)。其中西南路道驻长春府,辖有长春、吉林府,伊通、濛江州及农安、德惠、长岭、舒兰、桦甸、磐石、双阳等县;西北路道驻滨江城(今哈尔滨),辖管双城、宾州(今宾县)、五常府,榆树厅及长寿(今延寿)、阿城等县;东北路道驻三姓城,其下辖有依兰、临江、绥远、密山府、虎林厅及方正、富锦、饶河县等;东南路道驻珲春城,辖管延吉、宁安府、珲春、东宁厅及敦化、额穆(今蛟河)、和龙县等。
        在地方省制改革的同时,各省均加强司法机构的设立、纷纷设立审判厅与检察厅。吉林省也不例外,也设有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厅等三级审判体系;检察机构亦为三级,即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和初级检察厅等,这与行政体制的省、道、县三级是完全相对应的。
        二、重大政事
        (一)少数民族迁徙与扩大开禁。
         民族迁移。清政府对吉林沿边各少数民族,除就地设置噶珊,进行管理治辖外,为了扩大军力,还把一部分少数民族内迁编旗,促成了部分少数民族向东北内地迁移,有的甚至迁往遥远的西北新疆地区。
          赫哲族与满族关系最为密切。满人入关前,曾先后十七次对赫哲地区用兵,战事过后即将其人口不断调集到满族的八旗中来。满人入关后,为充实和加强东北地区的八旗驻防官兵,实行所谓“新满洲计划”,于康熙元年(1662年)颁布奖励政策,提出:自宁古塔出兵招新满洲100户者,准给头等军功。开始大举内迁赫哲的行动,在宁古塔将军巴海领导下,具体由安珠湖与萨布素来组织实行。康熙九年(1670年)内迁瓜尔察,以后又从康熙十五年到十七年陆续内迁墨尔折勒诸部共有2000余户、4700余丁,安置在宁古塔将军驻地——吉林乌拉附近,编为八旗,设佐领40。以后吉林将军奉令将其中一部分送往盛京。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又将松花江下游至三江汇流处附近的四姓赫哲即业勒、舒穆鲁、葛依克勒、胡什喀哩的壮丁约1530余丁移住三姓,编成四佐领,作为上三旗而入八旗。雍正十年(1732年),奉朝廷圣旨由吉林将军组织在乌苏里江下游至黑龙江下游敦敦河以南地区,分别从乌尔克勒、那穆都鲁、霍尔佛可尔、穆里雅连、古发廷、希努尔呼、巴拉、恰喀拉等八姓赫哲中,挑兵1000名,编为十佐领与原三姓官兵一起驻防。据有关方面统计,满人入关后,由赫哲族编旗者近60个佐领,其中有一半以上即31个佐领,约万余人在宁古塔将军辖区被迁往盛京,只有一半留在吉林。内迁的赫哲很快与满族融为一体,为“新满洲”的重要组成部分。
          蒙古族中的巴尔虎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因生计艰难,请求移驻盛京等地“披甲吃粮”,清廷当即允许移住巴尔虎人5000余户,在盛京地区安置了大部分,余者移民吉林。同年在吉林添设“喀尔喀巴尔虎佐领八员、骁骑校八员”。【注:《吉林外纪》卷3。】乾隆三十年(1765年)将吉林的巴尔虎七佐领与锡伯一起编入蒙古旗,也入八旗序列。
        锡伯族与卦尔察族均属通古斯满语族。原本分属蒙古王公旗下,康熙年代中叶,经清政府安排,为摆脱科尔沁王公的控制,南迁吉林、盛京等地,更有一部分西上,远迁北京、新疆等地。锡伯族原来的中心聚居地在嫩江中游西侧支流绰尔河流域。而卦尔察族居于锡伯之东,于伯都讷东北,松花江北岸。锡伯为农业兼牧猎业的民族,与清政府关系密切。随着农业耕作技术的发展,有一部分锡伯自行逐水地而南移至松嫩江流区附近,卦尔察也逐渐南移于此。不过当时它们归属于蒙古科尔沁王公。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被清政府用钱赎出编入上三旗后就近移居分驻于齐齐哈尔、伯都讷、吉林乌拉三个地方。分驻于伯都讷的为披甲、附丁各2000名(内有锡伯1400名,卦尔察600名)合编为40佐领。驻吉林乌拉者编成16佐领。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为整顿东北八旗,清廷决定将锡伯、卦尔察等内迁,分批迁于京师。乾隆三十年以前,吉林境内的卦尔察已划入蒙古旗,南迁京师后所剩少数锡伯也同时与巴尔虎一起编入蒙古旗。
        当时吉林的民族迁移除清政府因军事需要有组织地进行外,尚有回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自行迁入吉林地区。清初时就有回族随汉族一起回迁东北,他们主要来自山东、直隶等地,专事商业经营活动。吉林乌拉回族较多,并在其聚居地相继建有东、西、北三座清真寺及拱北寺。而从吉林西至威远堡边门一带也有不少外来回民居住。此外,伊通、九台、伯都讷双阳等地也均有外来回民移住。珲春的回民也不少,多来自宁古塔。在鸭绿江一侧的利满坪,康熙年间有许多朝鲜的逃亡者,达七、八千人。但由于宁古塔将军奉旨时常查拿驱逐,又加强边界管理,最后朝鲜人留居者并不多。
        2.逐步开禁。咸丰、同治年间,由于战乱和灾荒使山东、直隶等地的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为求生存,自发地涌入东北谋生,其势锐不可挡,猛烈地冲击清政府对东北的封禁政策;再加上沙俄势力不断在北部侵扰,使东北的防务日趋紧张,急需招募民丁充实边防,另外,东北八旗庄园主更希望招募更多劳动力在庄内劳作,或种田或代木或种菜。凡此种种作为社会变化的各方因素,均要求清政府改变对东北的封禁状态。自1860年开始,东北局部开禁,吉林的夹信沟一次发荒十余万垧,继之在吉林界内的拉林河流域(舒兰、五常、阿勒楚喀、双城堡等)、伊通河流域(伊通州、农安等地)也都纷纷招民开垦,招佃纳租。这时长城外的流民似潮水般向松花江以北、西部草原和东部边疆蜂拥而至。
         光绪六年(1880年)吴大为防俄侵边,更在吉林东部乌苏里江、绥芬河及图们江沿岸地区,主动招民戍边垦地。他为了在宁古塔、珲春、三姓等地试办屯田,曾多次派人到山东省登州、莱州、青州等地广招民户,开荒守边。这样就在吉林东部陆续出现一些新的村堡。据《吉林通志》所载:“在宁古塔属地三岔口计有威远等五社;珲春属地五道沟计有春仁等五社,南冈有志仁等六社;黑顶子与图们江一带有朝民的越垦区,共建镇远、宁远、绥远、安远等四大堡,分三十九社。”
        (二)沙俄入侵,中俄东部勘界。沙俄本是位于欧洲的国家,但在16世纪中叶开始极力向东扩张,势力侵至亚洲,中国东北首当其冲。沙俄的入侵早在明代即已开始,不断向我东北扩充其势力,特别是清初,因朝廷忙于用武力统一全国,后又有平定吴三桂等叛乱,无暇北顾,这为沙俄入侵我国形成有利契机,他们不断派出小股兵力侵扰民居,建立侵略据点,逐步蚕食我土地。为此,在康熙年间,清廷就多次派兵驱逐,对盘踞于尼布楚、雅克萨等据点的沙俄侵略者不断发出抗议,令其退出。但俄方对我正义要求置若罔闻。于是我方只有以武力还击,夺回领土,双方武装冲突不断,吉林边境的安全受到威胁。
         1858年,沙俄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强迫清政府在《尼布楚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恰克图条约》基础上,又签订了极不平等的《瑷珲条约》,使吉林将军所辖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俄国,并将乌苏里江以东至日本海的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变为中俄共管。1860年,沙俄借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之机,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正式割让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并入俄国版图。
         根据《北京条约》第3条规定:“至东边自兴凯湖至图们江中间之地……设立界牌之事,应如何定立交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为此,1861年6月清政府派出仓场侍郎成琦与吉林将军景淳前去兴凯湖会谈有关勘分东部边界事宜。会谈在十分激烈的争辩中进行,主题是关于如何确定白棱河的方位。最后在俄方蛮横的压力下,成琦被迫承认了土尔河即为白棱河,双方签订《勘分东界记约》,作为《北京条约》的补充条款。从此,自乌苏里江口至图们江口共1000多里长的边界上竖立8块木制界牌,一面书写俄文字母:Е、И、К、Л、Н、О、п、Т,另一面写中文:耶、亦、喀、拉、那、倭、帕、土。这8块界牌的竖立,除了“喀”字牌由成琦亲自参与竖立,“耶”字牌由三姓副都统富尼扬阿和俄方吉成克共同竖立外,其它6牌名义上是双方派人竖立,实际上全为俄方一手操办。而且所有界牌在沿河地方全都在中国领土内竖立,这与以主航道为中心线的国际准则相违背。此外,俄方又在《条约》的掩护下,偷偷挪牌,陆续侵占中国领土,加之所立边界之界牌全为木制,天长日久,风蚀日晒雨淋,字迹已然不清,木质腐朽,甚至一些界牌已荡然无存,这就隐伏新的边界危机。
         1861年的勘界,虽一时取得了吉林东部边界的平静,但沙俄却借机把兴凯湖大半及与之相连的土地占为己有,把图们江沿岸一带也纳入俄国版图。一些界牌的竖立,倒使中俄东部边境界限趋于混乱,沙俄仍不断冒犯,吉林边境又呈紧张态势。吉林将军希元上奏朝廷,要求加强北疆防俄力量,并应再度解决边界界定遗留问题。1885年4月28日,总理衙门大臣奕劻上奏提出,吉林东界界牌年久失修,“请派大员会勘,据约立界”。【注:《清季外交史料》第57卷,第9页。】当日即得光绪奏准,谕令派熟悉吉林东部边界情况的吴大会同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作为正副使前往俄国交涉。1886年2月23日,吴大率团到岩杵河,25日与俄方滨海省省长兼驻军司令官巴拉诺夫所率代表团进行会谈。在岩村杵勘界会议上,中方提出对照旧约,纠正俄方错立和私移的界牌,收回被蚕食的国土;重立“土”字、“那”字、“倭”字三个界牌以及要求归还黑顶子;还提出增立、补立新的界牌,以明确双方边界的走向。吴大还想通过谈判收回罕奇,以此解决图们江出海口的问题。双方会谈争论十分激烈,俄方出于侵略扩张的野心,一再狡辩抵赖,由于吴大的据理力争,巴拉诺夫只好表示可把“土”字牌向沙草峰挪前18里,该牌可立于山南沿江高坡下。而另外两界牌,由于吴大事先亲自勘察,发现“那”字牌和“倭”字牌均没有按《条约》规定设立于原处,故在会谈中向俄方严正提出交涉。对“倭”字牌,由于是根据中俄兴凯湖以南边界走向来确定,俄方也默认西移不对,同意恢复原位。但是围绕“那”字牌的会谈却很艰难,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舌战。俄方认为,“那”字牌位置与旧约不符,应移回横山会处;我方认为,“那”字牌虽不在原位,但是属于双方同意会立的,合情合理,应从实际出发,维持原状。吴大本想据此划界争回东大川一带的中国领土。俄方坚决不允,于是决定各派人员前去寻找旧界牌位地。不久,俄方派员声称在横山会处发现了旧界牌。俄方有此凭证,更加强调以旧约为据,恢复原位,于是“那”字牌又被移回原位。
          这次勘界会谈,又补设和增设了三大界牌,在“拉”、“那”牌之间,补立“玛”字牌,这本是1861年勘界会议上决定的,已标注图上,实际并没设立,于是这次予以补设。在珲春河源至图们江口500余里边界上,一直没有任何界牌,而这里正是沙俄侵犯我国,扰害我边民的极不安定地区,于是吴大提出,在该地段设立“啦”、“萨”两界牌。为便于以后边界交涉,中方又提出在大界牌之间竖立小界牌,即封堆记号,从南至北,以汉文一、二、三、四、五为小界牌名称,俄方也同意,这样共设立26个小界牌。
          这次勘界会议除讨论界牌外,中方又提出归还土地问题:一是要求归还中、朝、俄三国必经之要地——黑顶子,俄方迫于中方强硬交涉,同意交回;二是要求归还罕奇,该地位于波谢特湾内,当初它与海参崴、石门湾同为吉林的重要出海口,如能争回罕奇,不仅借此可收回海口和附近盐场,还能切断沙俄通向朝鲜半岛的走廊,这样一个具有战略和经贸价值的要地,俄方坚决不肯交回。吴大又提出将图们江口作为两国的公共海口,对此,俄方既不拒绝也不答应,采取拖延战术,提出会后再议。两个月后,由于吴大的反复交涉,迫使俄国应允中国船只可自由出入图们江口,当然也有限制,仅限于渔船和商船。这次中俄勘界会谈历时5个月,与第一次勘界只匆匆会商10天,成果自是不同。中方这次会谈收回1861年以后被沙俄侵占的大部分领土,据约纠正私移和错立的界牌,明确了边界线的具体走向,要回黑顶子,争得了图们江口的出入权。这一切主要依赖于吴大的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卓越的对外交涉能力,同时,也由于英俄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掣肘,俄方也不愿和清政府闹得太僵,面对中方之正义、合理的要求,适当做了让步,致使这第二次勘界会商,以我之基本胜利而告终。
        (三)加强防务,兴办实业。
        1.加强吉林边境防务。由于沙俄不断入侵,19世纪末叶东北边境防务十分紧张。吉林东部与俄国毗邻,更呈严重态势。正象当初清廷军机处所判断的那样:“今日防务皆知以东三省为先,东三省以吉林为首要。”【注:《沙俄与东北》第25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为此,清政府采取特别措施,力图保障吉林边境安全,主要有两大措施:首先特派吴大来吉林“帮办”与“督办”防务。
        1880年6月,吴大?来到吉林,他怀着强烈的爱国与保境安民的责任感,针对沙俄的侵略行径,在“督办”与“帮办”防务上做了三件大事:(1)为扼制沙俄妄图攫取松花江航权的野心,着力加强江防。吴大?来吉林赴任后,从吉林乘船实地考察松花江下游形势,经伯都讷至三姓,在广泛听取沿途官民意见的基础上,奏请于松花江口附近设立水关,作为水师营成立前的应急之举。奏准后,他在上距三姓200里的江面上设置“护江关”,即是将连起的木排横拦于江心,两端固定于岸上,派员驻守关口,阻止沙俄船只入内。为保卫松花江,吴大?又奏请编选赫哲族丁勇用以护江,他亲自挑选400名精壮人员编成披甲,平时仍以渔猎为生,江防如有战事,可随时调遣,分布各口把守。为进一步加强江防,吴大?又奏请建立了松花江和图们江两个水师营,很快就初具规模,具有一定战斗力。并在巴彦修筑五座炮台,以扼守松花江口;(2)为加强吉林边防力量,创建吉林边防军。吴大本着积极防御的原则,与吉林将军铭安协力整顿军队。他们按湘军、淮军和直隶练军的章程,改编吉林原有的八旗兵,招募新军,共建制马、步 13营5 000人,编成巩、卫、绥、安4军;帮办大臣喜昌续练防军5000人,编成“靖边军”。这两支新编的上万人的边防军队分别驻守于宁古塔、三姓、珲春、延吉等中俄边界重镇。不久,又废去巩、卫等四军名目,统称“靖安军”。靖安军武器装备精良,训练也十分严格,是一支颇有战斗力的边防部队;(3)为维护吉林境内治安,吴大招抚“金匪”头目韩效忠(即韩边外),韩本为吉林夹皮沟金矿头目,其所辖范围有垦丁、矿夫多达四、五千人,并自拥千人以上武装,吴设法招抚让其为国效忠,抵御外侮,协助维护松花江上的治安。
        清政府加强防务的第二项重大措施是编练东三省练军,在东北建立镇边军,吉林自然也不例外。
        1885年,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同时决定加强东北防务,决定特派大臣负责编练三省练军。从当年11月始至1887年,三省各练成4500人,计划三年内换练,以达到各省分别拥有1万人的目标。新式练军,三省各有所称,“吉字营”驻于吉林。
        2.开发吉林,兴办实业。由于内外发展形势所迫,吴大等有识之士亦都接受了实业兴国的洋务思想。在积极加强军事防务的同时,采取各种措施,开发边疆,大办实业,努力推动吉林经济的发展。吴大改任三姓、宁古塔、珲春的督办后,更是全力推动吉林东部边疆的建设。
          在农业上,大力推行移民垦荒。在珲春、三岔口成立招垦总局,全面组织领导拓垦工作,除个人领地开垦外,还试办屯田、驻军屯垦以及建立垦荒社等。同时推出许多优垦政策,很见成效。短短几年,吉林耕地面积空前扩大,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伴随土地开发,人口不断增多,商业流通也开始发达起来,出现了一些新的城镇,如依兰、延吉、和龙、密山、汪清等。为便于对外交流,又以宁古塔为中心,开辟了向西、向北、向东三条大路。设立驿站,畅通无阻,不仅有利于战备,更促进了经贸的发展。
         在工业上,为提高吉林边防军的战斗实力,吴大除购买大批新式武器外,在吉林松花江北岸又创办军火工厂——吉林机器局。该局1882年始建,1883年试生产,1885年正式生产,以后又不断扩建。吉林机器局负责东北三省军械的修配,也制造少量新式枪炮,以生产开斯、毛瑟、土得为多,还生产马统、来福、洋抬等枪,更能制造火炮,以克虏伯、葛尔萨、子母炮为主。后来又为吉林水师营制造小轮船、炮船等多只。吉林机器局不仅供应吉林边防军所需的全部弹药,从1891年开始,还供应黑龙江边防军所需之新式弹药。它已成为当时东北最具有近代先进水平的军工生产基地。吴大为创办这一近代化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军火工业,从筹款、选址、勘矿到最后生产,可谓花费了极大的心血。此举不仅为吉林边防军近代化提供了新式武器的保证,同时在引进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以及开启民智,灌输现代文明等方面,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用。
         在兴办实业的洋务思想影响下,清政府也认识到大兴矿业,以壮国力的必要,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清廷更感国家财力匮乏,于是在东北也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即利用商人资本开采矿业,然后从其盈余中提取国家所需之饷银。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谕令军机大臣及时开办三姓金矿。此前,吉林将军长顺仿漠河金矿的办法,曾试办三姓金厂,因管理不善而停办。这次政府下决心再办金矿,特派道员宋春鳌与津海关道盛宣怀共同筹划。宋春鳌集商股银十万两,设立公司,出任经理。三姓金矿的金苗分布在长白百里的大东沟山谷中,金矿总局设于驼腰,又在石门、太平厂、柳树河及黑背等处设立分局。据后来吉林将军长顺奏禀所言,该矿开采不久,已有收益。自光绪二十四年始,稍获盈余,已报充军饷银二万两。可见三姓矿开采情况之一般。
        (四)农民的抗租斗争和武装起义。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加强了对东北各族人民特别是汉族的剥削与压榨。咸丰年代以后同雍正年代相比,每亩征银由三分、二分、一分的不等情况猛增至八分,外加每丁又另征银一钱五分。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不少农民不堪忍受,只好一逃了之,流落他乡。据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咸丰五年(1855年)册报:“近年宁古塔地方,年景萧条,民户寒苦,……各管下俱有走死逃亡……抛荒地亩,按上、中、下三则统计,八千余亩”。另外,由于洋货的输入,满蒙族地主、王公支出增大,为满足其奢糜享受,也不断盘剥农民,他们一再加大地租率,更使农民雪上加霜,陷入十分困苦境地。再加上腐败的吏治,为官者巧立名目,多方敛财,中保私囊,亦激化了社会矛盾。于是从东北西部开始了抗租抗粮风潮。
        1851年,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爆发了大规模武力抗租斗争。抗租的汉族农民数百人,聚集在昌图厅,“施放枪炮”,旋被镇压。但这次抗租斗争使蒙古王公“所收租项不及十分之三。”【注:《清文宗实录》第168卷。】
        1855年4月,以霍义为首的贫苦农民在昌图厅北双树子地方以古庙为据点,开展抗租斗争,先后有几百人参与,多时达六、七百人,与前来镇压的清军武力对抗。这些抗租斗争震动了清廷,他们惊呼吉林“盗贼充斥”,“此拿彼窜”,穷于应付。【注:《吉林通志》第52卷。】
         在小范围的抗租武力斗争基础上,由于受太平军和捻军抗清造反思想的影响,在东北,在吉林先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当才宝善、白凌阿领导的朝阳起义军余部经昌图厅、八面城一带时,当地流民王五和李维藩领导农民热烈响应,很快就形成一支三、四千人的队伍,其中流民所占比重较大。该队伍以骑兵为主,战斗力较强,极具机动应变能力。他们在1861年至1864年间,采取时分时合战术,先后攻克榆树台、梨树等城镇,将清军佐领哈尔尚阿的马队冲得七零八落,同时还给地方武装团练以严重打击,曾大胜怀德八家子乡团。王五起义军一度北上,在吉林靠山屯一带活动。
         1862年初,阿勒楚喀界属荒山嘴子农民数百人也拉起队伍,经莫湖屯渡江北上,一直打到呼兰城附近。同年冬,吉林三姓东南黑背金矿工人和附近农民联手发动起义,在葛成隆带领下,分三路攻三姓,沿路不断有农民、矿工响应,扩大有万余人,后因清军的武力弹压,未克三姓而败回黑背,但其浩大的攻城声势,足以使清廷上下震惊。
         1865年以后,东北的农民起义更掀高潮,其中规模最大者当属王起、马振隆的农民起义。1865年8月,王起等29人在四平街结义反清。开始仅有二、三百人,后来竟发展成万余人,在梨树县小城子打起义旗,按捻军模式组成黄旗队。不久,马振隆从长春靠山屯来汇合,这时起义军增为2万余人,以骑兵为主,组成黄、红、兰、白、黑五旗,采取灵活机动战术先后攻破梨树、伊通、长春等城,起义军声名远播。他们又南下经开原、铁岭突袭清廷先祖兴京永陵。起义军所到之处,打官仓、开银库,救济饥民。1866年,起义军北上开始活跃于松嫩平原,两次攻打长春未遂,改攻农安、伯都讷。又两攻双城堡,最后攻下阿勒楚喀后,又连克拉林、五常城。这时起义军在吉林威名大震,王起、马振隆率众5千余人攻占了交通要道法特哈边门,占领乌拉街,斗争锋芒直指吉林。后因起义军在关键时刻指挥失误,急攻吉林,几攻未克,起义军首领之一王起被害,内部由此发生分裂,清军动用由美英训练的洋枪队一再疯狂讨剿,马振隆起义军终于被镇压下去,不过这次农民起义军的影响却是十分深远的,它严重动摇了清朝在东北特别是吉林地区的统治。
        (五)俄、日帝国主义入侵与吉林人民反帝斗争及义和团运动。1860年,中俄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后,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被沙俄吞并,使吉林东北部大门洞开,沙俄的侵略魔爪逐步伸入吉林内地。他们开始在海参崴、双城子驻兵,不断制造事端,任意抓捕当地的居民。
         最先奋起抗俄的是吉林东部边疆的少数民族。赫哲人协助清军守卫卡伦,配合官军乘桦皮小船在黑龙江下游游弋侦察俄军动向。1857年10月,一股俄军内侵松花江,赫哲人驾艇与官军奋力阻拦,最终迫使沙俄水军撤出松花江。
         吉林东部本为黄金、人参、东珠等名贵特产基地。沙俄入侵破坏了以此为生的“刨夫”、“揽头”的生计,他们自发组织抗俄武装,在得到吉林将军支持后,很快按职业组成84营,约万余人的民间抵抗武装。抗俄斗争最英雄者当属青岛淘金工人的武装起义。青岛位于海参崴东南海面上,盛产黄金。沙俄于1867年冬出动军舰攻袭青岛,对金矿予以疯狂洗劫,遭到青岛淘金工人的顽强反击。1868年5月,沙俄再次入侵,青岛工人则有准备地予以迎头痛击,打死打伤俄军过半,沙俄急调援军。青岛工人被迫撤向苏城,与该地“刨夫”联合,聚集的队伍有五、六百人,大家决心夺回金矿,不断向俄军发动进攻,击毁俄军守卡及驻地后,由双城子北上,奔袭兴凯湖西南之红土崖,沿途得到爱国民众之支持,队伍又扩至二、三千人。起义军提出“攻海参崴”的口号,神勇无比地转战于乌苏里地区,这时清政府迫于俄方压力,出兵围截,并切断其后路,使青岛工人抗俄起义终于失败了。
         1896年,沙俄为扩大对东北内地的掠夺,强迫清廷签订密约,修建从满洲里至绥芬河的中东铁路。1898年,俄国再度取得修建哈尔滨至大连的中东路支线的权利,将侵略魔爪伸入吉林内地,于是在长春、梨树等地爆发了激烈的反修路斗争。
         1900年7月,沙皇尼古拉二世悍然发动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兵分七路入侵中国东北。东路俄兵由海参崴、双城子攻宁古塔、吉林,又分一支攻珲春。7月9日开始侵入三姓、宁古塔地区,吉林军民奋起抵抗,在三姓附近的倭肯哈达与入犯之俄军展开殊死搏斗。而在宁古塔,由于中国军民的合围,使俄军陷于进退维谷的困境。
         鸦片战争以后,伴随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侵入,教会势力也开始横行东北三省,他们或刺探情报,充当帝国主义的马前走卒;或霸占田产,强取豪夺;或制造事端,草营人命,到处为非作歹,为害百姓。人民不堪其扰,奋起抗争,故不断发生教案冲突,在吉林较大的教案有三姓教案(1861年)、吉林教案(862年)、巴彦苏教案(873年)、呼兰教案(1878年)等。
         1900年春夏之交,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吉林逐步开展。在吉林、长春、伊通、磐石等地都有义和团设坛练拳。省城吉林的药王庙、节孝祠、关帝庙等都高挂旗帜,日夜招人操练拳术。随后在怀德、双城、阿城、宾县、三姓、宁古塔等地也都出现了义和团组织。1900年7月5日,义和团民准备进攻中东铁路的宽城子车站,12日烧毁城西小孤榆树村沙俄住房,15日正式攻袭宽城子站,团民烧毁了二道沟火车站、俄人居宅,以及长春城内的法国教堂、英人教会医院和城外的耶稣教堂。在此之前,伊通义和团也烧了城西天主教堂。19日,吉林义和团烧了教会办的医院、河湾子天主教堂、吉林市魁星楼东边的天主教堂等。7月15日,伯都讷义和团民烧毁城内天主教堂之后,立即东下,烧毁了江内沙俄的大木排,不久,他们又在西拉河安置拦江大铁索,阻止沙俄船只通行,并联合双城堡一带的义和团民,齐心协力拆毁了一段中东路。阿城的义和团民逮住了沙俄匪徒奥斯塔片科,对其进行了公审。宁古塔义和团有500余人,他们扒了宁安南关的教堂,捉了洋人,处决于北门外。”【注:《黑龙江义和国抗俄斗争》第9页。】在吉林重镇三姓成立了义和团组织“黑旗队”,有200余人,联合爱国清军共同驻守巴彦要塞至三姓一线,同年7月中旬以后,以清军为主,开始轰击俄轮“奥得萨”号,21日又轰击俄轮“齐必斯”号,击毙躲在船舱内铁路局码头总管文尼科夫上校,给沙俄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中日甲午战争后期,日本发动辽东战役,将战火烧到中国东北,当即遭到中国东北人民的反抗。当时清政府为补充兵力,招募新兵,吉林将军长顺在20天之内居然招募了步兵9营、马队2营,共计5000人。长白山猎户李樾等人率2000余人投军,由于他们擅长枪法,地形又熟,先后枪击日兵2000余人。吉林夹皮沟矿主韩边外,率众投入吉林将军长顺部下后,转战于辽东前线战场,威镇敌胆。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得长春至大连一段的南满铁路。自此,日本帝国主义将势力伸进吉林腹地,迫使清政府开放长春、吉林、珲春等重镇。之后,日本又以保卫南满铁路之名,在公主岭等地驻兵。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日益膨胀,1907年4月,又强迫清政府交出吉(林)长(春)铁路的修筑权;不久,又攫取了吉(林)会(宁)铁路的修筑权。吉林人民为扼制日本侵略的步步深入,不断掀起抗日保路,抵制日货的斗争。在吉林市观音堂开保路大会,成立“吉林公民保路会”,决心夺回修筑吉长铁路的权利,大家齐心自筹资金,自行修路,到会者争相集股筹款,很快筹到210多万两的白银,组成吉林铁路公司,广泛开展护路保权,抵制日本侵略的斗争。
        与此同时,在吉林又发生了日本蓄谋已久的“间岛事件”。1905年以后,朝鲜被日本侵占。日本妄图以朝鲜为跳板,占领延边乃至全东北,于是大造舆论,以中朝界务为幌子,故意挑起争端,将延边的延吉、汪清、和龙、珲春等地悉数划入所谓“间岛”的范围,诡称“间岛”为韩国之领土。于1907年8月7日,公然派军警越过图们江侵占了龙井,并在局子街、头道沟、新兴坪、朝阳川等处设立日本宪兵分遣处。日本此举遭到延边人民的强烈反对,更有清代爱国官员吴禄贞挺身而出,进行针锋相对的外交斗争,迫使日本侵略者不敢再妄说“间岛非中国领土”了。
     
    军事
     清朝以“武功开国”,努尔哈赤以“十三甲肇基王迹,用兵实始于吉林”。【注:《吉林通志·凡例》第15页。】因此,清王朝认为吉林乃“国家根本之地”。入关后把东北定为封禁区,在明代辽东边墙的基础上,修整柳条边墙,设置边门,派兵驻守,严禁异域或八旗籍外民户迁入,并一直有八旗军驻防。由于吉林驻军向以“善战”著称,时时被抽调入关参与围剿白莲教、捻军和太平军等镇压农民起义活动。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先后被征调32次。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国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的义和团运动,沙俄借机扩展在中国东北的势力,于是引发了吉林的抗俄斗争,吉林驻军也积极投入,但由于清政府的妥协,不仅令吉林将军长顺杀了抗俄的义和团首领敬标信等,更开门揖盗,使吉林被俄军所控。
        面对沙俄的入侵,以刘永和为首的忠义军奋然揭出抗俄大旗,在吉林境内的通化、海龙一带大显神威,最后被清军或剿灭或招抚。
        一、驻军
        清代吉林军队的体制是努尔哈赤在统一吉林女真各部战争中创立形成的,是在后金军制的基础上发展健全起来的。
        初建为满洲四旗兵制,即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以后又增编镶四旗,即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合称满洲八旗军。建立后金国后,对“满洲八旗军”进行了全面整编,先以旗色分等:正黄、镶黄、正白为上三旗,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为下五旗;再以旗色定位:两黄旗位正北,两白旗位正东,两红旗位正西,两蓝旗位正南。后来又以旗色分左右次序:镶黄、正白、镶白、正蓝为左翼;正黄、正红、镶红、镶蓝为右翼。行军、布阵、征战、驻扎时均按各自方位和次序行事,不得紊乱。吉林八旗军制采取“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的原则,按“地缘为主,血缘为辅”的规定组合耕、战单位。实行四级管理体制:最基层的建制“塔坦”(满语,译称窝铺、一伙)人数未定,管理人员为“章京”(最低级职官)1人;“拨什库”(满语,译称领催、督催人)1人;其上一级建制“牛录”(满语,译称大披箭),4塔坦编1牛录(努尔哈赤时编300人,皇太极编200人,康熙编130人,嘉庆编150人),设牛录额真(满语,职官名,译称箭之主,1634年改称牛录章京,译称佐领);再上一级建制“甲喇”(满语,译称骨节之节),5牛录编1甲喇,设甲喇额真(职官名,译称参领)1人统领;最高一级建制是固山,(译称八旗之旗),5甲喇编1固山,设固山额真(译称旗主、都统)1人和梅勒额真(译称副都统)2人来统领。以后清军为扩充军力,又相继设蒙军八旗和汉军八旗,其旗色、编制、职官等与满军八旗相同,旗数增至24旗。但吉林八旗军的体制却未变。
        清同治年代始,吉林军事体制有所改变,先是编制练军,逐渐脱离了八旗军体制;光绪年代又仿西方国家办法,编制新军。光绪三十三年(1707年)在东北废除将军镇守制,设立行省巡抚制。这样,吉林清军大体经历了驻防八旗军、练军和新编陆军三个发展阶段。
        (一)八旗军时期。吉林八旗军以17座驻防城(在今吉林境内有10座驻防城)分兵驻守,以将军、副都统、协领、佐领、防御等各级职官统辖吉林疆域。从1671年至1867年历194年,吉林驻军体制,基本稳定,但编员不全。
        主要驻军分布:
        1.吉林城。康熙十年(1671年)以副都统衔驻防。康熙十五年(1676年)与吉林将军同城驻防,辖满军8旗1营、蒙军1旗、汉军1营,共计官兵4 352人。
        2.四边门。康熙二十年(1681年)以防御衔驻防四边门,即布尔图库边门(今四平市山门镇)、赫尔苏边门(今梨树县蔡家乡与孟家岭乡交界处)、伊通边门(今长春新立城水库淹没区内)、巴彦鄂佛罗边门(今县法特镇附近),各边门设防御1人,兵20人。
        3.伯都讷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以副都统衔驻防,辖满军八旗,共计官兵1032人。
        4.珲春城。康熙五三年(1714年)以协领衔(同治九年升格为副都统)驻防,辖满军八旗,共计官兵623人。
        5.伊通城。雍正六年(1728年)以佐领衔驻防,辖满军正黄、镶黄两旗,官兵208人。
        6.额穆城。乾隆三年(1738年)以佐领驻防(今敦化境内),辖官兵124人。
        7.乌拉城。乾隆五年(1740年0以协领衔驻防(今吉林乌拉街),与乌拉总管同城,各治其事。辖满八旗军,官兵计721人。
        (二)练军时期。同治六年(1867年)清廷鉴于世袭制度所造成的旗营腐败,军威不振,乃决定改革军制:一方面首创地方军、边防军、战略预备队相结合之新的体制,另一方面,轻器简械,加强军训,史称“练军”,共分练军、靖边军、吉字军3种。
        1.练军。同治六年四月十一日(1867年5月14日)吉林始编练专门剿匪的吉林练军。在各驻防的旗兵中选调马步兵勇训练,至光绪三年(1877年)才规制充备。当时练军营有马队、步队、洋枪队、抬枪队、水师营分别驻守各城、站,另有骁勇营步队、吉胜营马队也归吉林将军统辖。光绪十九年(1893年)
    又编成太冲营,分中、前、左、右、后五个营驻守各地。当时吉林新编练军计有马、步、水师各营,计有官兵4 600人。
        2.靖边军。光绪六年(1880年),吉林将军铭安与钦差大臣边务督办吴大奏准编练专为保卫边防而设的吉林靖边军。在吉林东部招募马步兵勇1万人,翌年裁撤2千人,调出外省1行人,实有7千人,编成巩字、绥字、卫字、安字等军及靖边军,分守中俄国界各要隘。光绪十一年(1885年)又改编巩、绥、卫、安、靖等军,统称靖边军,分中、前、左、右、后等5路和亲军营,计有官兵8 440人。
        3.吉字军。光绪十一年十二月(1886年1月)由特简练兵大臣穆图善奏准,编练“吉字军”。翌年编成10营,每年撤半撤留,更番轮训。吉字军隶属于海军衙门,由吉林将军代管,规定“非重大军务奉旨出征,不准擅调”,该军实为战略预备队。吉字军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调赴辽海参加中日“甲午之战”,被击溃后,遣散。
        (三)新军时期。吉林新军始建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其体制发展为陆军、巡防队、新军3个阶段。
        1.陆军。光绪三十二年六月(1906年7月)吉林将军达桂在本省招募5 000人,经北洋新军营制编练常备陆军第一协。由陆军部选调北洋陆军官佐分任两标统带及参谋官、督队官、排长等职。
        2.巡防队。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一日(1908年4月1日)吉林巡抚朱家宝奏准将吉林捕盗队加以调整,经检校裁留编配后,设吉林巡防营务处、吉林督办防剿处、吉林陆防军执法处,统辖五路巡防队,每路辖步队营和马队营。共计有官兵8 349人。
        3.新军。吉林新军先后有三支队伍。其一为新军第三队。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经盛京将军赵尔巽批准,北洋陆军第三镇由直隶调往辽、吉。镇部与第五协第九标、第六协第十一标、第十二标,马队第三标、炮队第三标、工程队第三营、辎重队第三营、军乐队同驻长春府。宣统三年九月十一日(1911年11月1日)调回直隶;其二为吉林宪兵第二营。宣统元年2月(1909年3月)吉林始编宪兵第二营,专司监督军凡纪,维护社会秩序,以补行政警察之不足。该营下辖二队。同年8月又改编为东三省陆军警察第二营,下辖三个连,(每连二个排)。共计官兵175人;其三为新军第二十三镇。宣统二年七月十九日(1910年8月23日),吉林按全国拟编新式陆军36镇的计划,将吉林陆军步队第一地力中、左、右、后4路巡防队合编成吉林新式陆军第23镇。共计有官兵12 523人。
        二、战事
        (一)马振隆农民起义军的抗清斗争。在太平天国农民志义军的推劝下,吉林地区也不断爆发农民武装起义。同治三年(1864年)夏,买卖街(今梨树县梨树镇)农出身的马振隆(绰号马傻子)领导农民起义队伍,先联合李维藩部在小泉眼打败当地团练,处死两个土豪恶霸,又联合许占一部打败榆树台(今梨树境内)千总马瑞图官军。起义队伍乘势迅速发展,已达2 000余人。同治四年(1865年)夏,马振隆率部到梨树赫尔苏河西岸,与长春厅正堂薄公列阵相对,双方炮击,薄公兵力不支,马率部进占赫尔苏街。同年11月4日又攻买卖街,官军布阵坚守,马部猛攻,双方相持三昼夜,终被马部攻下,起义军进城后,杀贪济贫,声名远扬,更借机扩大了队伍。
        同治四年腊月二十三日(1866年2月8日),马振隆起义军攻入伊通街(今伊通县城),火烧了巡检衙门和佐领衙门。转向东南,最后攻占营城子街。此时,马振隆起义军声名大振,昌图、伊通一带新老柳条边墙交界处各股分散的起义军,纷纷投奔,马部队伍更加扩大已达至万作人。为适应斗争需要,起义军及时调整组织,设黄、红、蓝、白、黑5旗,每旗也设“老总”统领。这支浩大的起义队伍,以骑兵为主,采用流动游击与长途奔袭相结合战术,使清军疲于奔命,围剿而不得。马振隆率队又连续攻克开原、铁岭、兴京、凤凰城,并一度攻入奉天省城。此时惊动了清廷,因“弹压”不力,盛京将军玉顺与吉林将军景纶相继被革职,清廷同时采取紧急镇压措施,急命管理神机营事务、军机大臣、户部尚书文祥统带3 000人的京师部队及500人训练有素的洋枪队,速奔吉林助剿;又领直隶记名总兵刘景芳率马勇数百人出关增援;同时勒令盛京、吉林、黑龙江等钭军派重兵合力追剿。面对如此严峻形势,马振隆沉着应对,分三股兵力主动出击:一股奔袭赤峰;一股进击法库、昌图;一股由马振隆亲率四、五千人攻克朝阳。清廷又急令热河都统麟庆调步兵700人前去堵截。而马却转兵北上直取昌图,击毙昌图通判海盛以下练能罪余人。接着又乘胜继续北上攻取伯都讷,把副都统、左翼协领常奎和同知安荣缚裁车上,游街示众。之后,起义军又以无可阻挡之势,连克双城堡、阿勒楚喀、拉林、五常诸城。
        同治五年正月中旬(1866年3月初),马振隆率5 000余兵攻占省城吉林以北的法特哈边门,兵力直逼乌拉街并危及吉林。由于马振隆求胜心切,未等兵力集中,就匆忙向吉林发动攻势,致被守城清军两次击退,全军士气大受挫伤,再加上黄旗老总王起战死,许占一叛变,领导核心不坚强,兵力又分散,最终未能攻下吉林。于是,马振隆部向农安转移,不久又南下企图巧取长春。此时清军已集结大批兵力,形成军事优势,其中有精锐的京营马队、直字营马队、威远队等又会同英美训练出来装备精良的洋枪队,全力合围,马振隆临危不惧,亲率数各起义军,拼死抵抗,经历多次搏斗,尤以3月21日的新河口突围巷战最为惨烈。最后马率部向河西突围成功,但起义军损伤极大。
        同年4月间,马振隆重整余部继续战斗在开原、铁岭一带。同治五年(1866年)5月16日,马振隆被文祥杀害。
        (二)珲春清军抗击沙俄入侵。
        1900年春,沙俄借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机,又单独出兵东北,发动侵吞东北地区的战争。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7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自任俄军总司令,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任总参谋长,以“护路”和帮助清政府“平叛”之名,对中国东北悍然发动了进攻。7月27日,作押西伯利亚第一军艾古斯托夫少将率步兵6个营,炮兵3个连,骑兵2个连及工兵半个连,携带火炮20门,从库拉斯基诺出发,向珲春进犯。清军珲春副都统英廉率靖边军6个营防守,还有刘永和(绰号刘单子)率领500作民众配合抗俄。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五日(1900年7月30日)晨6时,俄军来犯先扑向我前沿阵地——黑顶子。驻守的靖边前路前营400余清军官兵夺起抵抗,战历2小时,因防作挥后续梯队包抄,于8时退出防地,转向珲春。俄军乘势逼近珲春向清军防守的重点东西炮台进攻。我两炮台旋即同时开炮,毙伤俄军约200余人,其中有俄之炮兵连长波斯特尼科夫。这时,刘永和亦率民众500余人前来助战,清军士气大振。不料东炮台之钢炮震裂无法继续开炮,后击火力大减,俄军乘机从东路包抄,清军不支,只为向城内退却。此时,城内朝鲜商民为内应俄军开始纵灭作乱。珲春副都统英廉本率部在西炮台抗击俄军,见城中起火,无心再战,只好率队退守凉水泉子,同靖边军中路会合后,与俄再战仍不支,再次退驻南岗(今延吉市),14时珲春失守。
        (三)忠义军勇抗俄。1900年7月吉林省境被俄军侵占后,广大民众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展反对沙俄的武装斗争。
        1901年1月下旬,以刘永和为首的忠义军,以王和达、董老道为首的义和团余部和农民武装,以李贵春、栾鸿钧为首的一支地方团勇,以杨毓林率领的镇东军,在海龙附近会师正式组成忠义军,提出“御俄寇、复国土”的口号,当时队伍约2万余人,号称40营,采用清军编制。刘永和为二品总统,统率全军;刘秉和辅助,称师统;王和达、董老道、杨毓林、李贵春、栾鸿钧等人各称统领,分统数营。忠义军战士主要是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等,还有不少游民与散兵。
        忠义军面对俄军与清军联合的“讨剿”。光绪二十七年2月初(1901年3月下旬),侵驻奉天俄将柴尔皮茨基和侵驻吉林俄将高哩巴尔斯分兵三路向忠义军所在之兴京、海龙、通化进犯。柴尔皮茨基率军队从奉天的出发,4月1日刚进入通化界,忠义军应该动撤出,使俄军扑向一座空城。西路俄军刚一出击即在梅河口、柳树河子(今柳河县)一带受到王和达、董第道、李贵春等部的牵制。与此同时,忠义军某营帮带姜海山率一支精锐骑兵奔向敌后,直捣新宾堡。在战斗中击毙击伤侵驻当地俄弁尼古拉部下20余名,占斯所部的十分之一。接着,刘永和、刘秉和、杨毓林指挥大队人马从各方赶来,积极投入战斗,
    在十余天的拼杀中,忠义军三克新宾堡,一进老城,再战永陵,把俄军和兴京副都统灵熙、兴京厅同知孙寿昌纠集的巡捕队、地方团练,打得人仰马翻,烧毁了一些衙门。俄军此番“围剿”失利,被迫又撤回奉天、吉林。
        5月12日,忠义军向山城镇发起猛攻,守城清军弃城而逃。6月9日,忠义军数万人包围海龙,鏖战两昼夜,高哩巴尔斯带俄军赶至海龙增援清军。11日,刘永和将俄军诱至南山,以伏击方式击败俄军。之后忠义军主动转移,主力向西发展,攻宽甸、取凤城,袭农东,威震辽东一带。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1901年6月)俄军在围剿忠义军的同时,又以马德里托夫率领的由忠义军叛徒组成的别动队开展招抚诱降、挑拨离间、分化瓦解活动。这时转战在兴京、海龙、通化的忠义军队伍,在俄军兵力火力占绝对优势情况下,处境十分被动不利。姜海山率部在五道江(今通化市以东)战斗中,因伤亡过半,率部突围被俘,解位吉林被害。刘秉和桓仁战斗中被俘后牺牲。李贵春在兴京五凤楼被叛徒杀害。
        1901年冬,刘永和、杨毓林受抚,后被俄军劫持到伯力,杨从此不落不明,刘永和又被解回珲春令其招抚旧部,最后被俄军杀害。忠义军在“剿抚兼施”的两手策略下,终于被镇压下去了,但其抗俄斗争精神却永存史册。
        (四)六和拳的战斗。
        忠义军的余部王和达、董毅敏等冲破俄军与清军的重围,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秋末冬初辗转来到临江帽儿山与杨老太太率领的“扫清仇洋”的“六合拳”会合,继续坚持抗俄反法斗争,队伍又发展到3 000余人。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1月末,通化巡捕队向帽儿山区进攻,王和达率500余人在大栗子沟与其交战,且战且退,12月11日终于将巡捕队诱至预先设伏的南围子,结果六合拳伏兵四起合围,杀得巡捕队溃不成军。盛京将军增祺盛怒之下先后撤了通化总巡和通化知县的官职,另增调海龙总巡率部去帽儿山助剿。同年末,六合拳乘海龙空虚之机,由董毅敏率一支小分队化装潜入,处死俄商,缴获大量军需物资后撤出,王和达则率主力在朝阳镇一带活动,策应董毅敏的偷袭。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俄军在朝阳镇、金川及大椅山一带追击王和达部,王则利用这一带山林茂密,路径地形复杂的有利条件,采取灵活游击战术与俄军周旋,先后达月余,搞得俄军疲惫不堪。6月1日,王和达攻下孤山子,8日在小椅子山附近击退清军的堵截。7月2日攻打样子哨,又转向南奔往五道沟,直逼通化城。5日在横道山子屯附近冲破俄军与清军巡捕队的两面夹击。10日夜,王和达率部冒雨出击,直逼通化城。以后在四道江、七道沟等地与清军激战。29日,在通化北鱼亮子屯遭清军包围,浴血奋战突围,伤亡惨重。王和达率身边6名士兵化装成客商,进入濛江老岭山区聚众向吉林东部山地转移。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五(1902年8月8日)王和达在桦甸红石砬子与清军遭遇,终因势单力孤而被捕,在吉林遭杀害。董毅敏率六合拳余部转入秘密斗争。1906年,在 江董亦被俘获并遭杀害。不过六合拳战斗的旗帜仍在人们心中飘扬。 
     


    经济
    由于清政府长期实行封禁政策,严重阻碍了东北特别是吉林经济的发展进程,直至清代末期,吉林农业才由开发转向发展阶段,土地开始被大片开垦成可耕良田,不仅耕地面积扩大,农作物种类和农产品数量均有增加,成为全国主要供粮基地之一。但在东北部少数民族中,畜牧,狩猎,采集,仍为人们的主要经济活动。而当时吉林正是通过这些农业及渔猎生产活动来保证向清廷上纳的贡品。
        当时的吉林工业也不甚发达,除吉林机器局这一颇具近代规模的军火工厂外,还有为数不多的以采金和掘煤为主体的矿业生产。此外还有油坊、烧锅、磨房、染房和木器厂等手工作坊并伴随产生了粮栈、当铺、钱庄、杂货铺等商贸业。这时,吉林的民族工商资本开始萌芽,但总的看,吉林还是以农业自然经济为主的不发达社会经济形态。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吉林也开始打破封闭状态。凭借不平等条约,外国资本纷纷入侵中国东北,尤以沙俄和日本为甚。他们纷纷抢滩吉林,投资设厂,掠夺原料,使刚刚兴起的民族工业受到摧残。特别在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运营后,沙俄的经济侵略更为加剧。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沙俄战败,将旅大租借地和长春至大连的铁路(南满铁路)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权力转让给日本后,日本借机扩大了在东北,特别是对吉林经济的侵略。以长春为界,日、俄两帝国主义分割占据东北地区的南北势力范围。吉林民族工商业处境维艰,在国民经济中已失去支配地位。长春,成为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东北原料的一个集散地。
        一、农牧业
        (一)农业生产。清人入关确立全国政权后,为稳定东北,保护满族的特殊利益,一直采取封禁政策。故而清前期的吉林农业生产,基本以汉族流民为主。康熙年间,清政府曾鼓励内地汉人出关开荒。雍正年间,更是大兴招垦,土地被开发,农业获丰收,开始向关内输入粮食。这时吉林已形成基本开禁之态势。在乾隆年间,清政府为了保护满族以及蒙族的特殊经济利益,又开始禁止流民出关,厉行封禁。这一压抑经济发展逆历史潮流的举措,始终没能阻挡汉人流民出关的洪流,仅吉林流民的数目就十分可观:乾隆中叶吉林地区有民人56 673人,嘉庆十七年(1812年)就增至307 781人,在八、九十年间,增加5倍多。民人出关为开垦土地,民人增多,农地自然也增多。雍正年间吉林民地60 886亩,嘉庆十七年(1812年)增加到1438 251亩,耕地扩大有20多倍。吉林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清廷对吉林乌拉与伯都讷两地的封禁一直比较放松,使之基本处于半开放状态,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因“宁古塔界内地方偏小,外来流民不便准其入籍”,但“如有愿于吉林、伯都讷地方入籍者,即将该处丈出余地,分给伊等,交纳地粮。”【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6,“户部·户口·流寓异地”。】封禁政策在乾隆以后则为表面虚应,道光年间以后基本处于开禁状态。咸丰十年(1860年)为开荒筹饷,皇帝谕令放垦吉林舒兰以北土门子一带禁荒10万亩、省西围场约8万余垧、阿勒楚喀以东荒地8万余垧,双城堡所剩国荒及恒产夹界边荒4万余垧。同治二年(1863年)开始将吉林西围场荒地8 000余垧招民开垦。光绪六年又有吴大在珲春、宁古塔招垦。据统计自咸丰元年至光绪20年(1851~1894)吉林开放荒地有1379 013余垧。
        清代吉林的耕地分三种情况:一为一般旗地。清初旗地约16.2万垧,主要为八旗官兵及普通旗人所占有。它在农业耕地中所占比例较大,是清代当时土地占有的主要形式,也是清前期东北农业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清政府大力支持,土地无偿分配,如劳力不足国家则组织人力代为垦种。土地开垦伊始,不征粟米,后期亦只收极轻之租赋,农田的劳力主要是关内汉族移民。吉林的一般旗地少于盛京地区,多于黑龙江地区,属中间类型。雍正年间,吉林一般旗地为140 435垧,仅为盛京的十七分之一,乾隆年间为328 443垧,也仅为盛京的七分之一。道光年间增为365 092垧,超过同时期吉林民地十几万垧。二为军屯地。清初该地约13.1万垧,这是清政府为解决八旗生计,安置闲散京旗而进行屯垦的土地。吉林是军屯地的重点地区。从乾隆至道光年间,政府先后组织3次较大规模的开垦,在伯都讷、双城、拉林及阿勒楚喀等地相继开发二百多万亩熟地,这对于松花江中游以南地区农业的发展有推动作用。三为官庄地。清初吉林有85处,约5 460垧,还有皇庄及王庄地。这些是旗地中较为特殊的一部分。官庄地生产主要供给地方八旗官兵粮饷的需要,而皇庄、王庄乃为清廷上层直接占有的土地,他们人数不多,但有特权,占有大片土地,使用壮丁,建立庄园,进行开发与耕作。吉林官庄始建于康熙三年,仅在吉林乌拉、三姓和伯都讷三地就有32个官庄,汉族流人为官庄之主要劳力。雍正末年官庄又向三姓北部扩展,设官庄13处。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在阿勒楚喀、拉林又设官庄6处。此外,还有驿站地和围场。驿站地是交通占地所需,亦为八旗官兵所用。而围场则为了满族的狩猎习俗及皇宫贡品所需而设立。清政府将伊通河、拉林河、第二松花江之间的广大地域,圈划出三个大围场,供皇帝御围、八旗官兵演武骑射和猎取“皇贡”之用。将现今舒兰、永吉、磐石、靖宇和松花江等地域划为禁区,特设打牲乌拉衙门,专为皇室采掘人参、东珠、蜂蜜、松子、蝗鱼等土特产品。封禁政策虽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但关内流民的进入所带来的先进农业与中原文化却对东北产生了潜在的影响。嘉庆以后,封禁松弛,从此,郭尔罗斯草原得以开发,继之伯都讷围场局部废除,吉林开始进入大规模农业发展阶段。咸丰十年(1860年)吉林将军景淳奏准开发舒兰平原,自此吉林地区全面解禁,推动农业生产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东北素以地广人稀著称,吉林尤是,故农业耕作粗放,一般采用抛荒耕作,粮食产量不高。清后期随着农业耕作技术的改进,产量有所提高,品种也趋齐全。吉林一般种植稗子、小麦、大麦、粟、秫(粘谷)、黍(大黄米)、(糜子米)、高粱、荞麦等,以后又广种玉米、大豆。很长时期以粟为主要农作物,一般农民皆食粟,不久高粱也成了主食之一。吉林种植的烟草与麻不仅面积大,产量高,质量也好,一向享有盛名。吉林城南的南山烟和江东一带的东北烟都是“味艳而香”之佳品。
        (二)畜牧业生产及其它。东北的畜牧业生产有两种形式;一为家庭养殖,二为官营牧场。吉林地区以家庭养殖为主,绝大多数的满汉家庭几乎都养猪、鸡、鹅、鸭。东部少数民族如费雅喀人为出行拖船或拉雪撬方便,同时也兼食用,大都养狗。鄂伦春人则畜养驯鹿。鄂温克(索伦)南迁嫩江流域后,逐渐由养鹿改为养马。本来满族入关前,家家养马,入关后因战事减少,并逐步转向农耕生活,有些人进城缺少放牧条件,故养马业骤衰。吉林将军曾请求“动支库银买马,给兵丁牧养”,没有获准。不过随着农业生产的需要,役畜如牛、马、驴、骡也开始大量私养。吉林东部山区的牛和怀德、梨树的马骡皆很出名。清末,呼兰府所属各县养殖业发达,平均每人一头猪、三人一匹马。
        作为农业和牧业生产的补充,吉林的狩猎业与采集业也算发达。特别在清前期,由于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狩猎与采集很是方便。据《柳边纪略》载,当时从张广才岭穿过,可目睹这番情景:“豺狼逐我驰,山鸡向我舞,谷口咆熊罴,松根窜松鼠。”当时甚至可以不用工具皆可获得猎物。每到冬季,人们常带鹰出去打猎。吉林乌拉专设鹰房,饲养“海冬青”等名鹰作为贡品,备皇室打猎需用。狩猎多集体出动,采用合围方法,分成两翼,排阵搜索。小围时三、五人或二、三十人,大围多达百人以上。为保持满族习猎讲武习惯,保证皇室山珍之供给,特设大围场,在吉林地区有吉林、伯都讷、克图以东三个围场。每年“冬月行大围,腊底行年围”。
        采集业主要是采人参、东珠、蜂蜜、松籽和抓捕蝗鱼。人参作为最有经济价值的野生植物,在吉林采集业中位于榜首,由清政府通过打牲乌拉、八旗士兵和王公贵族三条渠道来严格控制,实行“官采”人参。当然,“民采”也在暗中进行。为保证供应,采参者积历年劳动的经验,开始栽培人参,吉林地区较为盛行,至道光年间已出现一批专业栽参户,主要在鄂摩、索罗和珲春等地。
        二、手工业
        从清前期开始,随着关内大批流民的北迁,内有不少工匠,他们的到来推动东北的手工业如采矿、粮油加工、酿酒、纺织、造船等有较大的发展。吉林地区采矿与造船业在东北可谓首屈一指。
        吉林煤炭的开采较晚,因人口稀少,又有林木做为薪炭,对煤的需求不大。直至乾隆末年始,吉林乌拉始感燃料紧张,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经政府批准,试采缸窑、丁家沟、波泥河、胡家屯、营盘沟、田家屯等六座煤窑。后因营盘沟无煤而停止,其余几座因地下出水坍塌也于试采二年后封闭,只有田家屯一处继续采掘。道光元年(1821年)又开发缸窑附近的荒山子、胡家屯附近的三道沟、田家屯附近的下台、营盘沟西南山坡等4处煤窑。光绪六年(1880年)经奏准又开采柳树河子、锅盔顶子、大苇子沟、石碑岭、泥鳅沟等5座煤窑,后又试采荒山子、长岭子两处,连同道光年间所采的荒沟子、下二台、西南山坡、三道沟等4处,在吉林附近共开采有15座,可谓矿业发达地区,只是规模不大,技术也较落后,发展后劲不足。
        吉林天宝山银矿和桦甸境内夹皮沟老金厂等金银矿藏较为丰富,由于清政府限制,很长时间由民间偷采,以韩边外为首的采金集团,人数达500多,日产金为500两。三姓金矿藏量最佳,咸丰年实行官商合办,正式开采金矿。清末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政府在杉松岗设铁厂,开采铁矿。光绪二十五年(1900年)临江大栗子沟铁矿开始以土法开采。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私人申办开采磐石铜矿,后奏准改为官商合办。此前,天宝山铜矿亦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由私人集资正式开采。
        由于大小兴安岭及长白山脉林木茂盛,故从清前期开始林木采伐业就很兴旺,每年皆有大批木材运往关内。乾隆年间,林木采伐业更有大的发展,在松花江上游地区由官衙征收木植税。当时吉林共开放三处山场,年征木植税为656两。开采规模远不及盛京地区。
        船舶制造以吉林船厂最为著名。明代永乐年间,即开始造船。清代在顺治十四年(1657年)更大肆调集汉族流人600名做匠役于吉林乌拉西门外、松花江北岸设厂造船,供清军水师需用。康熙十三年(1674年)设立吉林水师营,更推动了吉林造船业的发展。康熙十五年(1676年)吉林船厂修造战船40余艘,还有江船数十只。以后,又担负为黑龙江水师营造船与修船的任务。同时吉林船厂亦制造其它民用船只,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曾造出载重60石的运粮船,共100只,载重200石运粮船50只。该船厂还造桨船、渡船为采捕、巡逻、渡口所用。除官营船厂大规模造船外,民间也开制船作坊,自造五板船、独木船、桦皮船等。
        酿酒业在吉林发展较早。产量大,饮用面广的是烧酒,故烧锅于乾隆初年在吉林即已出现。嘉庆年,长春厅界的西大岭、小合隆均有烧锅酿酒。伯都讷、宁古塔、阿勒楚喀等地也有许多烧锅。道光初年,吉、长二地有烧锅百余家,在磐石、敦化、延吉等其它地方也有烧锅。不过最发达者当属吉林乌拉,据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统计有山泉、如意、广顺等大烧锅54家。规模较大的吉林复昌号烧锅,有厂房20间,石磨13盘,室窑27座。至今有的地方仍保有原烧锅的名字如农安伏龙泉、德惠老少沟、榆树的于家烧锅等,足见其影响之久远。
        随着农业的发展与城镇人口的增加,粮油加工业纷纷涌现。从嘉庆年代起,碾米、磨面、榨油等作坊在吉林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珲春、伊通、伯都讷等地都有较大的油房。
        砖瓦、陶器在吉林民间本就多有制作。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政府于打牲乌拉东门设立砖瓦厂,专门生产青砖、灰瓦。康熙年间由山西人赵某创建的缸窑,用五色土烧制各种文具、茶具、酒具等器皿,还制造陶器。雍正年间更以生产制造大缸而出名。松花石的玉石雕刻在国内也占有地位,尤其是松花石砚成为皇帝朱批的专用品。
        此外,民间的打铁、木工、鞋帽制作等小作坊亦很多。吉林民间生产的麻布纸,更有特色,乾隆曾称赞赋诗云:“捣沤麻亦号笺,糊窗写读用随便。”【注:《吉林通志》卷六“天章志·豁山”。】
        清代后期粮食加工发展成三大业,即酿酒、制粉、榨油,已成为东北地方民族工业的主干,开始采用较先进的机器生产手段。这时长春、吉林等地出现了较大的面粉厂。
        三、贸易
        商业贸易在吉林社会经济发展中一直较为活跃。在清前期就以吉林乌拉为中心形成了物资交流网络,不仅有城乡之间贸易,也有与俄国的边境贸易,并与吉林地方特产结合,在商品交流中,独具特点。
        吉林地区贸易以貂参为主,最大的商镇除吉林乌拉外,还有伯都讷、三姓、宁古塔,后来伴随新农业垦区的开发以及新的军事据点的设立,又出现阿勒楚喀、拉林、长春、珲春等商贸集镇。它们都是吉林商业物品交流的枢纽。
        宁古塔的贸易以貂皮、人参为主。它是吉林地区最早的商业中心。康熙中叶,该城就有座商36家,嘉庆末年更增至69家,其中以汉人商贾者多。因为当时吉林将军辖区内为东北人参、貂皮的主要产区,雍正六年(1728年)以前,宁古塔为东北各族贡貂的中心。每年5月前后,黑龙江下游各少数民族纷纷前来,一边交纳貂赋,一边出售多余的各种皮张,以求换得衣物口粮。当时,宁古塔还是东北地区人参交易中心。雍正年代以前,是民间自发交易。乾隆年间开始,清政府要求凡人参均俱于宁古塔“会核”,这样就吸引内地不少商人来宁古塔采买人参和貂皮。
        吉林乌拉是以造船业而兴起的城市,加之它又城滨松花江,水上交通便利,广联各方,因而成了“百货鳞集”之地。之后,宁古塔将军移位,商业更借此发达起来。许多内地商人纷纷来此经商,先后成立山西和三江会馆(江苏、浙江、江西及安徽)。吉林乌拉为方便交易设有“参局”及具(体交易的“参厂”——乌金行。烟、麻为当时吉林地区出产的名品,吉林乌拉亦成为烟、麻交易中心。吉林还利用松花江、嫩江水运之便利,经常往齐齐哈尔乃至宁古塔、珲春等地运销粮食。每到冬季,又乘松花江结冻,搞起冬季冰市,凿冰立栅,广集“獐、狍、鹿、豕、雉、鱼”等各种山珍野味,供人们采办年货所需,极有特色。
        三姓也因在雍正七年(1729年)成为黑龙江下游及乌苏里江流域各少数民族贡貂之场所后,形成了东北地区最大的貂皮贸易中心。该城开设许多专营皮张贸易的店铺,有的商人前来选购,数量十分可观,少者几千张,多者达万张以上。貂皮交易基本上是以物易物,商人常以生产或生活必需品来交换貂皮。
        除宁古塔、吉林乌拉、三姓等商业贸易中心之外,也还有些商业中心如伯都讷、珲春、长春、双城堡等地,为满足本地城乡物资交流的需要,商业也十分活跃,如长春厅内的万宝山、包家沟、烧锅店、西大岭、小合隆、东卡伦等镇,设单、双日集市,赶集的人熙熙攘攘,生意十分红火。
        在当时吉林将军辖区内的黑龙江下游、尼满河一带的商贸活动也很繁荣,如德楞、奇集、普录、敦敦、扎里、尼满等地每年6月都有商贸集市,当地少数民族以兽皮换取烟、酒、布匹、铁器等日用品。
        清前期沿袭明制,与朝鲜进行边境互市,在会宁、庆源由官方筹备有组织地进行商贸,中方以皮、布匹交换朝方的牛、马、纸、盐等物品,有时也换取一些稻米。
        清代末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贸活动更为活跃。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吉林就有大小商户计1538家,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吉林商家资本已比较雄厚,拥有十万吊以上的商号即有40余家。同年,在长春有门市的商铺计700余家。此外,在珲春、四平、扶余、依兰、双城等地的商家也纷纷涌现,同时各地还出现了商会组织。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开放一些通商口岸,其中包括吉林、长春、宁古塔、三姓、珲春、延吉、龙井、头道沟、百草沟等,这就促进了吉林与日俄等国的对外贸易。主要对外贸易口岸是珲春,输出的商品为粮食、大豆及烟草、人参等农特产品,输入的有布匹、服装及其它日用品。由于沙俄势力不断向东北腹地渗透,吉林与俄国的边贸活动更多些,除在东部边境小镇进行民间交易外,主要在三姓、伯都讷、吉林等地进行。
        四、日俄经济入侵
        沙俄与日本出于帝国主义本性不断对外扩张,因为与中国东北毗邻,更使它们利用地利之便,加紧殖民掠夺。铁路向为经济命脉,故沙俄与日本的经济入侵均是以铁路为先导。
        吉林地处东北中部,日俄为将侵略魔爪伸入中国东北腹地,他们之间在中国吉林争夺殖民利益十分激烈。日俄战争以后,在中国东北基本形成南日北俄的分割局面,在吉林,以长春为界被日俄两帝国主义划分了势力范围。
        俄国的经济入侵从营修中东铁路开始。沙俄为推进远东政策,决定修建一条横跨欧亚大陆,把莫斯科与海参崴连结起来的大铁路,中间要穿过中国东北,即从满洲里入境,经黑龙江、吉林至绥芬河出境直抵海参崴,另修建支线由哈尔滨南行经长春、奉天至大连。
        沙俄以“共同防日”为名,迫使李鸿章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攫取了在中国黑龙江、吉林铺设铁路权,成立“东清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俄合办的商业性铁路,清政府以库银500万两入股,与俄道胜银行合办,赔赚按股摊认。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7月,中东铁路全线竣工,干支线全长2 489.2公里,在吉林的营业长度285公里517米。
        沙俄利用修路机会,侵占中国大片土地,有的竟强行霸占民田,如在阿城一次竟占2 236垧土地;有的逼签不平等条约,公开掠夺土地,中东铁路公司俄方代表于1907年强迫吉林地方官与其签订《购地合同》,从小绥芬交界站起到阿什河站止,占地5.5万垧。沙俄侵占铁路沿线土地后,分地段设肆招商,从中获地租之利。
        沙俄还利用修路疯狂掠夺森林资源。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合理的采伐合同,如 1907年8月,所订的《吉林木植公司合同》,使沙俄的盗伐合法化。在原吉林省境的珠河县,竟霸占了铁路沿线所有的森林,其面积南北占据约100余里,东西为200余里。
        沙俄还恃强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1907年8月,迫使吉、黑两地区地方官员分别与之签订《煤矿合同》,规定中东铁路公司有权在铁路两旁各30华里处有开采煤矿之独擅权;更可以在铁路两旁30华里之外开采煤矿。据此,沙俄强占了吉林的杉松岗、官街、头道江、长春等附近的煤矿,强行采掘,采出的煤炭,除铁路公司自用外,全部在中国销售,沙俄从中获暴利。
        此外,沙俄为扩张其殖民势力,竟然破坏中国海关税收,强迫清政府于1907年7月,签订《北满税关章程》,藉此在中东铁路沿线各站攫取免税特权。还在铁路沿线的大城市设洋行,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通过道胜银行向中国输出资本,大量发行纸币——“羌帖”,扰乱中国金融市场,吉林、长春等地莫不深受其害。
        沙俄势力如此疯狂渗透,日本自是不甘落后。日俄战后,日本获取了俄国原在南满的种种权益并进而扩大之。在旅大建立关东都督府的同时,又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专事“经营满洲”的经济侵略:首先是攫取铁路权。满铁本来已垄断了长春至旅顺、大连间铁路及相关支线,它们并不满足,很快又修建了复线,并与中东路接轨,进一步加强了铁路这一经济吸血网的功能。还强迫清政府于1907年4月签订《新奉·吉长铁路协约》,确定日本以借款方式主掌修筑吉(林)长(春)铁路大权。吉长铁路修成后,满铁又策划修吉(林)、敦(化)路,该路沿线不仅盛产煤和优质木材,更是实行日本的“两路两港”计划的先导,日本拟定用铁路将中国的东北与它控制下的朝鲜连成一体,再从海路上与日本沟通,设计从吉林、敦化至图们延通到朝鲜的会宁,由会宁再连清津港,由清津可去日本各大港。为此,在中国境内一定要修吉会铁路,该路的首段是吉敦路。宣统元年7月20日(1909年9月4日)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其中第6款规定:“吉长铁路将来可展至朝鲜会宁”,为吉会路的延伸修建埋下伏笔。
        “满铁”也疯狂掠夺吉林的矿产与森林资源,如长春附近石碑岭、陶家屯煤矿的采掘,吉林桦甸韩家林的林木采伐等,都是掠夺性的。日本还强迫中国签订《中日合办鸭绿江采木公司章程》,攫取了鸭绿江右岸自帽儿山起至24道沟止,距鸭绿江右干流60华里为界的森林采伐权,滥伐长白山系的原始森林。
        日本还通过“满铁”,以“附属地”名义在一些地方设事务所,进行行政、司法、税收、金融、教育、报社新闻等的管理,俨然成为国中之国。长春站前的“满铁”附属地即是一个典型。
        此时,日本的商社也纷纷前来抢占中国市场,如三井、三菱、铃木、日清、大仓等在吉林、长春、延边等地已形成从生产、收购到外销的全部经营控制体系,几乎控制了吉林省的对外贸易。 
     


    文化教育
    吉林位处东北边疆,人口稀少,开发较晚,文化比较落后。清前期由于北部城镇的兴起,内地流民的不断涌入,特别是文化流人的北上,不仅促进东北与内地文化的交流,更推动了中原地区文化在吉林地区的传播,逐步改变了本地图腾崇拜、渔猎与游牧文化的原始蒙昧状态。宁古塔、吉林乌拉成为可与盛京并列的文化教育中心。此时,诗歌创作较为繁荣,乾隆至道光年间,吉林出现了沈承瑞和他的乡土诗歌。而笔记与方志的著述亦十分兴盛,官学与私塾不断向北发展。这一切构成了清前中期文化教育的主要特点。
        清代后期,由于近代科学、文明思潮的推动,使吉林文化教育处于一个由旧到新,由封闭到开放的过渡转型时期。此时,科举衰落,新式学堂兴起,并伴有赴日本、美国等国留学的热潮。一些极富爱国心的文化人,目睹列强对东北吉林边疆的侵扰,纷纷著述,在前期方志修纂的基础上,开展了边疆史研究,形成吉林边疆学派。同时也出现了反侵略、保国土的一批边塞诗人,以程多禄为代表的吉林三杰是突出典型,与此同时,吉林各地也出现了一些诗人,如永吉的沙韫珲,德惠的王云台,,九台的叶翰卿,榆树的于慕忱、于谦叔兄弟等等,都有诗歌专著面世。
        一、文化
        清代前期对吉林文化发展贡献最大者当属文化流人。他们本为中原地区的官吏或士子,因犯科涉案被流逐到吉林以后,由于其原有的社会地位与文化特长,受到当局与百姓的一定礼遇与尊重,甚至有的被聘从事文化教育工作。
       顺治十五年至十八年,几乎关内所有的流犯都发往宁古塔,以后又逐渐扩展遣发吉林乌拉、伯都讷、三姓、打牲乌拉、阿勒楚喀、拉林及珲春等地。宁古塔的文化流人吴兆骞、张缙彦成为吉林地区文化活动的骨干。吴兆骞出生江苏吴江的诗书世家,因南闱科场案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被判流徙于宁古塔,即被宁古塔将军聘为“书记”并“兼课其子”,常与同案的著名文化流人方拱乾父子“商榷国史,吟诗作词”。以吴兆骞为中心,经张缙彦倡议,联合姚琢之、钱威、钱虞仲、钱方叔、钱丹季等共7人结成诗社,时称“七子之会”。他们彼此唱和,诗作不少。吴兆骞集其所作之诗有300余篇,名《秋笳集》,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刊印。该诗集充分反映了诗人谪居宁古塔二十三年的所见所感,反映出穷愁苦闷的被逐情怀、壮美冰寒的塞上风光、奇彩纷呈的民族特色以及边疆军民抗俄的滚滚烽烟。吴兆骞的诗意境阔大,感情深沉,格调凄怆,独具特色,无可争议的成为清初东北诗坛的领袖人物,与辽东的诗僧函可并驾齐驱。与吴兆骞同时活跃于诗坛的还有方拱乾及其子方孝标、方亨咸和张贲、祁班孙等人,他们的联袂出现使宁古塔成为当时北派诗坛的中心。
        继关内文化流人在清初撒播的诗歌种子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涵养发育,于嘉庆、道光年间,在东北崛起一批本地的乡土诗人,主要代表人物有奉天的缪公恩、吉林的沈承瑞。沈承瑞为吉林汉军旗人,其诗作有很浓的田园风格,结集成《茄园诗钞》,后经删编又易名《香余诗钞》流刊后世,显示了“清微淡远,一本性灵”的特点。不过吴兆骞所创的忧国忧民的边塞诗风传统仍有后继,如吉林叶赫(今四平附近)满族诗人海钟的《赫哲烈妇歌》就是代表,该诗热情颂赞了两赫哲女子不甘凌辱,奋然反抗沙俄侵略军的英烈行为。以后,吴大、胡传(胡适之父)在为官理政之余,也均有以史为鉴,忧国哀民之诗作面世,成为边塞诗的余绪。
         诗坛的繁荣在清末时依旧。东北诗人也有结社习惯,吉林较有名的是“松江修暇社”和“雪蕉诗社”,形成了著名的“文人集团”,吉林三杰成为东北文人之首,是光耀吉林文坛的泰斗。
         三杰中以成多禄为翘楚。他祖居山西,后迁北京,清初由北京迁乌拉,最后定居九台其塔木,属汉军正黄旗,道光乙酉科拔贡,曾任绥化知府,著有《澹堪诗草》二卷。其次为宋小濂,吉林市人,其毕生主要精力用于黑龙江及呼伦贝尔的开拓上,曾任呼伦贝尔副都统。诗文集较多,主要有《北徼纪游》及《边声》、《东道集》等。徐鼐霖也是三杰之一,吉林永吉人,曾出任过吉林省长。其诗文亦颇多,并结成文集《憩园诗草》刊行。
        此外,清代皇帝康熙、乾隆、嘉庆、道光等东巡均到过吉林,写下不少赞美吉林山河物产及民俗的“御制诗”,不仅在官宦中流传,通过史志亦在民间广为流传,也丰富了当时吉林的诗坛。
         清前期,一些文人还以散文记述其所见所闻及边疆乡土风情,故在诗歌繁荣的同时,“笔记”文学也十分风行。其主要代表作有方拱乾的《绝域纪略》,内分流传(沿革)、天时、土地、宫室、树畜、(五谷杂粮、土特产、动植物)、风俗、饮食等,其所记均为作者亲身见闻,十分真实可信,成为研究黑龙江及吉林历史的宝贵资料。张缙彦的《宁古塔山水记》,凡其耳闻目睹的山川名胜及物产、风俗和逸闻佳话等莫不一一加以记述。吴兆骞之子吴桭臣的《宁古塔纪略》,内容十分丰富,他依据少年时随父在宁古塔的见闻而写成,类分有山川、疆里、气候、草木、鸟兽、被服、饮食、渔猎、民族语言、交通驿站、民族关系、土著“流人”生活、礼俗、兵制、官庄等无所不包,尤对满语多有记述,是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参考书。杨宾的《柳边纪略》,杨因父获罪放流于宁古塔,他前去探父后又奔丧,将耳目之间见笔述成该地理历史之作。对宁古塔将军所辖之宁古塔、瑷珲等柳边内外的形势、山川、官制、兵额、城堡、驿站、部落、寺庙、贡赋、民情风俗等多有珍贵的记述。高士奇的《扈从东巡日录》,是他作为翰林院侍讲伴随康熙东巡,观兵于松花江上,归后才以日记体写成此书,全书以时间顺序为经,考记处所为纬,以历史内容为中心,对所过之山川、郡县、兀塞、要害之地,抚今追昔,探本求源,详略不同,予以载述。这些笔记著述,不仅于吉林史地研究上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更有利于渲染儒雅风气,对振兴吉林文风十分有益。
         清代中后期,官方十分重视史志,一再督修,于是在笔记散文著述的基础上,方志写作大兴。其中官修的《吉林志书》,约成书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系手抄本,是吉林将军署应国史馆征地方事迹而采编的。为吉林最早的一部地方总志,全书约11 430余字,记事截止于嘉庆十六年。《吉林志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按国史馆要求,逐项编列有关史实与有关资料,其中包括长春、伯都讷、吉林乌拉等各城的设置、沿革、疆界、居民、田赋以及堤堰、桥梁、关隘、卡伦、寺庙、人口、耕地、学校和名宦、儒林、文苑、烈女等诸多情况。第二大部分,具体补充了吉林地方的其它情况,如贡物、驿站、兵器装备、屯田以及驻军首领和地方官吏名录等。该志书体系虽不完备,但却按方志编纂所需,编选了有关的资料,为此后志书的纂写打下了基础。
         1887年,正式修编的《吉林通志》,长达122卷,附图一册。1891年刊印。由长顺、讷钦修、李桂林、顾云主纂,共有58人参与修志。该书可为东北地方志的巨著,被认为在志体写法上有所创新的杰作。它立有“大事志’”补过去通志不能纲举目张之遗阙,又总括疆域、山川为“舆地志”,化零为整,便于寻检;它广搜文献对汉、唐以前从略,渤海以下周详;在地理考证上辩正务真,精确有据。
         在私家笔记与官修志书的基础上,晚清时期东北史学研究由是得以兴起,开创了被后人称颂的东北边疆学派。其中成绩卓著者首推曹廷杰,他是湖北枝江人,光绪九年(1883年)来吉林,在珲春靖边军后路,办理边务文案,曾奉命在黑龙江中下游及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以后,又任吉林边务文案总理、吉林知府、吉林劝业道道员等职。所著《东北边防辑要》一书,乃为东北地方军事简史,并具体论证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他又将边界实地调查写成《西伯利亚东偏纪要》,略述边境地带山河道路、村屯市镇、民族部落、风土人情、经济状况及军事部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曹廷杰的又一部著作《东三省舆地图说》更是史地研究的佳作,书中既有历史考证,又有地理考订和形势判断,可谓征文考献,荟萃群书。
        其他人的著作也颇有史学价值。
         较早的是世居吉林的满人萨英额,受吉林将军嘱托,多方搜罗,广引群籍著成《吉林外纪》(又名《吉林统志》),于道光七年(1827年)成书。内容有御制诗歌、疆域形胜、山川城池、建制沿革、船舰桥梁、职官兵额、仓储事宜、学校教习、儒林文苑、物产时令、风俗贞节、公署祠祀、杂记古迹等等,俨然一百科大全。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很多文人的著述多涉及边疆界定、对外交涉和吉林人民抵御外敌侵略的内容。其代表性著述有光绪年间李金镛的《珲读偶存》。李金镛于光绪七年(1881年)奉命来吉林供职,办理吉林东部招垦事宜,勘察中俄图们江口界地,该书系作者办理中俄界务关贸等交涉事宜后,依据谈判情况、辩论记录和照会等15件公文编著而成,是研究中俄边界的重要资料书。吴大的《皇华纪程》也是代表作之一,该书是作者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奉命会勘珲春东部中俄边界的经历、见闻、感受以及勘界双方的主张、辩论及达成协议的真实记录,为研究清代外交史的重要资料。吴大的幕僚胡传曾不畏劳苦,千里跋涉,走访边境,视察要塞,访问故旧老兵,写成《东三省海防记》,书中记叙了东北的山川、河流、地理形势,恰如一本文字地图集。宋小濂有关这方面的著述也不少。如《北徼纪游》详述由齐齐哈尔经墨尔根赴漠河的沿途闻见及李金镛创办漠河金矿的始末,还记述了中俄有关江东六十四屯交涉的情况,史料价值颇高。他的《呼伦贝尔边务调查报告书》内分国界、河流、山脉、地质、气候、物产、部落、卡伦、治所、交通、税务、兵防、俄屯等内容,为边疆地区的地理及历史研究留下重要记载。此外还有相类的《巡阅东省铁路纪略》、《抚东政略》、《会勘中俄水陆边界图说》、《呼伦贝尔纪事》等著述。吴禄贞的《延吉边务报告》更是对日交涉的有力武器。吴禄贞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奉命从吉林出发,跋山涉水,沿途实地考察,又综合史书档案,写成这长达十万字的报告书,详细论证了延吉地区的历史情况,详述了中朝界务交涉始末,有力地批驳了日本制造“间岛”问题的谬论,揭露了日本企图蚕食中国领土的野心。
         此外,魏声和的《鸡林旧闻录》也记录了东北边疆勘界、民族、古迹、风俗、地理沿革等,其中还有吴大踏察边界、韩边外和永宁寺碑等历史考证。颇有实闻史录的特点与价值。
        随着文学、教育的发展,各种民间艺术也在不断演化中提高了艺术品位,戏曲的发展变化就是典型。
         东北地方戏曲的发展是由具有简单情节的戏曲胚胎“蹦蹦”,演化成“单出头”、“二人转”。晚清时,在吉林已成为男女老少都喜欢的地方戏曲品种。此后,吉林的戏曲又有新发展,开始涉足京剧,并对京剧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吉林巨贾牛子厚在吉林德胜门外修建康乐茶园,从北京接来“四喜班”,从此,京剧走出关外。又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北京出资创办“喜连成”京剧小科班。七年以后,“喜连成”班子已有相当规模,于连泉、马连良、梅兰芳、周信芳等人分别在“喜”字科与“连”字科里学戏。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两科学生约200余人来吉林演出,盛况空前。
         此外,说唱艺术如满族的子弟书,汉族的大鼓书、蒙古族的好来宝、达斡尔族的舞春、鄂伦春的摩苏昆、赫哲族的伊玛堪等,在吉林民间艺术中也各领风骚。
         报刊杂志的出现是近代吉林文化发展的一个标志。吉林创办官报早于辽宁与黑龙江两省。吉林将军达桂深感“吉林风气固陋,人民智识全赖报纸以输入文明”,【注:(中国东北史)第四卷第724页。】特别筹款在省城吉林创设官报总局,仿北洋官报办法,按日出报一册,从1906年开始筹办,至1907年8月17日才出版创刊号,在此之前,于8月4日已开始先期发行《吉林白话报》,故以后“白话报”与“官报”按双单日相间轮出。《吉林白话报》为12页活页,共6版,内容既有电传、上谕、宫门抄等专件,也有本城、京师、各省的新闻,甚至还有广告栏目。
         吉林最初的杂志出刊与报纸有些相仿。最早的一份期刊杂志为《吉林教育官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0月,任吉林中学堂庶务的殷辂,以推动教育事业发展为由,提议筹资办杂志。1908年2月16日,杂志正式出刊,它是介于报纸与杂志之间的一种杂志式的专业报刊。同年吉林又创办另一种杂志《吉林公署政书》。
         文化的发达,也凝聚和表现于建筑上。从建筑美学方面考察,吉林文庙堪称“精品”。它始建于1638年,1906年又大兴土木,重新翻建。这次是以南京文庙为范式,在东北亦可谓独树一帜,以精美建筑的形式,蕴蓄了儒家文化的博大内涵。而吉林寺院道观的建设也颇具特色,它将建筑与天然的山水风光巧妙的结合在一起,构成一幅十分壮美的立体江城画卷,一时誉满东北。
         吉林省公共图书馆事业发端于清末,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海龙府劝学所附设图书馆。不久因经费紧张,并满府立中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吉林省提学司于省城吉林市通天街设立吉林省图书馆,并附设教育品陈列所、制造博物标本实习所和图书发售所。藏有满、蒙、汉文旧籍,汉译外文新书以及中小学教科书等数千种。宣统二年(1910年)长春府创建图书馆,附设在劝学所内,并附设图书分售所。此后,通化、农安、辉南、西安、梨树、长白、大赉、珲春、榆树、东丰等县均相继建立了图书馆。宣统三年,吉林省境内共有公共图书馆7所。省图书馆藏书约100种、100部,其中有清代尊经阁藏书,吉林将军衙门印库藏书,吉林探源书舫丛书,以及吉林两级师范学堂、浙江、奉天图书馆拨送书籍等。
         吉林省博物馆创立更晚,但陈列展览始于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8月,清政府民政部令各省建博物馆,搜集周秦以来碑碣、石刻、造像、古画、金石诸物,分类储藏,其珍品供人观览。吉林省当时未设博物馆,由省立图书馆代办。宣统三年(1911年)4月,图书馆遭火灾,藏品焚烧殆尽,博物馆更一时无法筹建。
        一、教育
        由于吉林地处边陲,设治较晚,财政拮据,师资不足,又兼东北流行重武轻文之风,故教育事业发展缓慢。
        (一)兴办各种类型学校。清代由政府统办的教育机构,不论是省、府、州、县均称官学。
         清康熙三十二年(1663年)由吉林八旗官兵义捐在吉林文庙西南办起第一所吉林左右翼官学。此后,吉林办学之风气大开,相继又办起5所官学,即伯都讷左右翼官学、珲春官学、乌拉官学和吉林的蒙古官学以及额穆赫索罗官学。这些官学均为八旗官兵出资创建,以学习满文和骑射为主,只是乌拉官学还要学点汉文,而蒙古官学则学蒙文与骑射。学生年龄大小不等,平均在10岁至18岁之间,享受钱粮待遇,由各旗佐领从其部下官兵子弟中选送。教师由协领衙门委派。这时的官学带有习军练武的军事性质,至嘉庆四年(1799年)之后,开始由吉林将军考核学生功课,合格者参加“岁考”和“科考”,准备参与“乡试”。自此,官学开始与科举考试制度接轨。
         地方所办的官学,一般均设于文庙,又统称“学宫”。不过因办学地点之不同,也有不同称谓。乾隆七年(1742年)永吉州知府魏士敏首办吉林府学。光绪十七年(1891年)吉林将军长顺办吉林翻译官学。道光二年(1822年)由民兵捐建伯都讷旧城学。同治十一年(1872年)绅士朱琛办长春府学。同治十三年(1874年)绅商集资捐建伯都讷厅学,设于孤榆树屯。光绪三年(1877年)许善昌创办怀德县学。光绪五年(1879年)刘公钲办梨树县学。光绪十一年(1885年)又办敦化县学。光绪十九年(1893年),崔冠卿办伊通州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农安知县主持办农安县学。
         学宫的教官由清廷委派,府学设教授,厅学、州学设教谕,县学设训导。学生分三种:廪生、增生和附生。廪生有经济补贴,增生无,廪生有缺额,增生可递补。附生不占学额更无补贴可言。学习内容与官学不同,多为儒家经典和“经世致用”的文章学问。一般实行月课制,每月初一、十五两次,宣读先王圣主如顺治、康熙所制定之文浩外,还辅以季考,考《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及策论等。嘉庆以后,学宫愈发式微,已失去教育训诲之作用,变成为科举考试服务之机构,在童生考前办理注册、发执照等手续。废科举后,学宫消亡,改建学堂。
         官学之外,还有义学,义学纯为民间捐赠办学用以扶助贫孤子弟,培育他们成才。吉林第一所义学乃为知州杜熏捐俸创办的永吉州义学,于雍正六的(1728年)在吉林建立。后永吉州改制升为吉林府,又改称吉林府义学。该义学先后办学20余年,为吉林文化的普及发展做出了贡献。乾隆三十年(1763年)总管索柱捐建办乌拉汉义学。光绪以后,吉林办义学之风大盛,先后办起两座吉林府义学。伊通州义学、长春府义学、敦化县义学等。义学对贫孤子弟在生活上予以照顾,即达到“资其膏火,酌补衣履”的程度,这是它的一大特点。学习分开蒙与学经两部分。
         书院是又一种教育机构,它属于半官半民性质的学校,创办时既有拨款,又有个人捐资。嘉庆十九年(1814年)吉林将军富俊、副都统松为科举培养人才,在吉林首创白山书院,以后在同治、光绪年间又陆续办起种榆书院(在孤榆树屯)、崇文书院(吉林朝阳门内)、养正书院(长春厅北)、启文书院(在伊通)。为适应对外交涉需要,珲春副都统恩泽创办俄文书院(在珲春)。此外还有梨城书院(在梨树文庙)、辅翼书院(在梨树)、昌明书院(珲春城北)等共八所。这些书院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侧重于八股文的章句之学,为科举考试作准备,但也有例外,如昌明书院专事启蒙教育,白山书院专习汉文,俄文书院顾名可知自是习俄文。其中建于长春厅的养正书院很是规范,影响也很大。
        遍及民间的私塾可谓长盛不衰。吉林封禁解除后,移民很多,不少汉人学者自发设馆招生,于是私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由于这种塾馆教学很是灵活,时间不限,由浅入深,学习好者可参加科举考试,稍差些也能得到文化启蒙,获得起码的文化知识,且收费不高,很受民间欢迎。有钱人家出面办专馆,比较正规,一般人家参与办散馆,收费较低。私塾成为民间受教育的一种主要形式。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实行新政,要废科举,办学堂。各地开始对私塾整顿,但进展不大。宣统元年(1909年)颁布《简易识字学塾章程》,加大对私塾的管理和改革力度,组织“私塾改良会”,让塾师学习并予以考核,合格者才准其开馆,整顿收到一定成效。当时全省有私塾1489处,整顿改良者有397处,占26%。
         科举盛行时,检验教育成果的一个主要标志即是看参与科举考试的成绩。吉林开初因交通不便并无试院,至同治九年(1870年)才有吉林考棚,光绪年间又增设伯都讷、长春两处考棚。于是应试者日众,金榜题名者亦不少。据《吉林通志》载: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吉林共中进士36名,举人49名,武举10名,举荐贡生共128名。
        (二)各级新式学堂。
        1.初等与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根据实行新政要“兴学堂”的谕令,在吉林市义学的基础上,分设东、西、南、北四处官立初等小学。这是吉林省兴办新学堂的一个标志。自此,各类小学陆续建立,其中较有特点的是在省城驻地,吉林驻防的军队旗营内,设立了陆军小学堂,吸收清代宗室和满汉官民子弟入学;此外也开始兴办女子学堂,如省女子师范办附属女子两等小学堂,这是吉林省创办女子小学堂的首创,继之有陈翰卿在吉林创办私立第一女子初等小学堂,农安县邑绅左兆鼎在自家室内办农安私立女子小学堂,开创了私家办女学的先河。宣统元年(1909年)省旗务处在吉林巴尔虎门外,创办满蒙文两等小学堂,以教习满蒙文为主,兼学其它课程。此外还有教会兴办的小学,如罗马公教巴黎教会在吉林办的菩华小学、启蒙小学。中华基督教会在长春办的萃文女学。天主教会在珲春办的东光学校等。
         据吉林省学务处统计(按当时的行政规划),在宣统元年(1909年)吉林全省有高等小学堂10所,两等小学堂23所,初等小学堂201所(含初等简易学堂48所),半日学堂3所,共计237所,共有小学生10046名。至宣统三年(1911年)在预备立宪运动的推动下,小学教育有所发展,吉林又新增加小学堂126所,女子小学堂也增至9所。
        开始创办的小学堂,特别是初等小学,沿袭私塾的旧习,课程仍以读儒家经书为主,辅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有关的读物,主要学习内容是读四书五经,习文学与章法,亦有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珠算等。对于历史,初等小学则以乡土大端故事和圣祖贤恩大事、开国大略等为主要内容,还有涉及自然山川、河流、动植物、矿产的地理、格致和国画等科目。女子学堂另加设女红课。
        而根据当时规定的小学教育要求:“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基”,以达到“培养国民之善性,童年皆知作人之正理”【注:(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416页。】。故而当时的小学堂很注重对学生进行修身教育,不过这类教育还是坚持“忠君、尊孔”的封建道德教育。平时更配上学监的管理,进行较为严格的各种限制,制定各种规条,如《赏罚规条》、《礼节规条》乃至在自习、饭厅、宿舍活动皆有更具体的规条。据此,对学生进行各方面的品行考核,分甲、乙、丙、丁四个等级予以评定。
        至于学生的学习年限,开初并没有明确规定学制,迨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执行《癸卯学制》,才明确规定初等小学堂学制5年,高等小学堂学制4年。学堂自行拟定课程计划,呈报县、知府审核,最后经道宪或军宪批准,当时全省没有统一的教学计划与要求。宣统元年(1909年)吉林省的提学使司根据学部颁布的《变通初等小学章程》,又调整了学制,初等小学堂改为五年制完全科与三、四年制简易科两种学制。宣统二年(1910年)又将初等小学一律改为四年学制。
        2.中等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吉林省据《奏定中学堂章程》在省城吉林创建官立中学堂,校舍和教学设施较为完善,可谓创办伊始,就很具规模。同年,在长春原养正书院的旧址也创办了长春府官立中学堂。也在同年10月,海龙府(今梅河口市)将高等小学堂改为预科中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预科学生毕业后,该校又正式改建为海龙府官立中学堂。同年9月,旗务处又将省城吉林公王庙附近的蒙旗官房改建为满蒙中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8月,吉林府于德胜门内北大街又建了一所吉林府官立中学堂,该学堂率先分文科和实科。宣统二年(1909年)新城府(今扶余县)建立新城府官立中学堂。总之,自清末以来,吉林省中学教育发展不快,至宣统三年(1911年)才拥有6所中学堂,在校生仅500余名。
        当时吉林省的中学堂实行五年学制。宣统元年(1909年)开始实行文、实分科,亦有不分科的。在这几所中学堂中,当属省的官立中学堂办得规范,其学习内容按统一的教育计划作出安排,课程科目计有经学、国文、英文、历史、地理、修身、算学、博物、理化、法制、图画、手工和体操等。显然,这些科目是为学生毕业后或就业或升入高等学堂打基础,很有经世致用的价值。
        中等学堂平时很注重以八学为核心的品德修养教育。每月初一,必进行集会让学生读《圣谕广训》,灌输忠君思想观念。每逢皇帝、皇太后生日,至圣先师孔子生日、仲春仲秋上丁祭孔之日,中学堂必停课举行纪念活动。平时由学堂监督和教务长负责对学生与教学进行管理、安排,特别严令学生“不准联盟纠众”。
        对学生的主要考核手段是考试。据《吉林省官立中学堂试验章程》规定:考试分临时、学期、学年、毕业四种形式。临时考试,每月或隔月一次,由授课教员负责;每一学年进行一次学期考试和一次学年考试,由学堂监督会同教员负责组织,学期考试在暑假前进行,学年考试在年假前进行;毕业考试非同一般,由学堂呈请地方官长会同学务官等有关人员来负责组织。所有考试一律以百分计。学年考试成绩及格允以升级;毕业考试中,凡优等、中等和最优等均给以奖励。下等者只发及格文凭,最下等者只发修业文凭,没有资格参与升学考试。
        在中等学堂教育中,还有专业性很强的职业技术教育和师范教育。清末对职业技术教育泛称实业教育,设立的中学堂亦称实业学堂,内有简易、中等和高等之分。如前所述,光绪十三年(1887年)由于对外交涉需要,珲春副都统恩泽在珲春办了中俄书院,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迁入省城吉林,改称俄文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又在吉林创办巡警学堂。次年在省城吉林又办讲武堂和陆军测绘学堂(后均并入东三省讲武堂和东三省测绘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吉林创办中等农业学堂(不仅学农,亦附设工、商各科)。至宣统元年(1909年)6月,中等实业学堂改为中等农业学堂,另附设农业教员讲习所。继之,又在吉林东局子创设初等农业实习学堂,招初小毕业生。宣统二年(1910年)在吉林学院街创办初等工业小学堂和初等商业小学堂,也招收初小毕业生。以后,各市县为经济发展所需纷纷办起初等实业小学堂,如有长春初等工业预科学堂、磐石县农业预科学堂、延吉县农业预科班、农安县农工商预科学堂等。这些实业学堂,多传授浅近的有关生产技术知识,毕业后,可从事简单的技术生产。截止到清末,即宣统三年(1911年)9月,吉林全省共有各类实业学堂13所,在校生737名。
        各类实业学堂无统一教学计划,专业设置单一,一般为工、农、商三类,学制最短二年,最长五年。吉林实业学堂教学比较正规,如农业实业学堂,除开设国文、英语、数理化等科目外,围绕农业尚有农具、土壤、肥料、作物、畜产等专业技术科目。教材也多采用日本同类学校教材的译本。
        中等师范教育,在吉林省开展较早。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吉林将军达桂饬令省学务处创办师范学校。同年9月,吉林省官办的师范学堂正式建立。次年,吉林女子师范学堂亦宣告成立。宣统元年(1909年)长春、农安、扶余、敦化、临江等县相继创办师范讲习所,师范学生多为州、县选送。入学后,学堂再根据学生资质高下分别编入初等、优等和预备各科。也有的学堂采取公开招考办法,合格者录取上学。学生在学期间,免缴学费,并由学校每年按十个月标准酌发生活费以补助伙食费用。受此待遇,师范学生毕业后,有义务从教。按清末《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师范本科毕业必须在本省小学服务6年,简易科毕业生服务3年。师范学生在校期间,按学校教学计划要求,要系统学习修身、经史、国文、算术、舆地、体操、习字、图绘、音乐、生理卫生、格致、教育等课程。其中除教育、心理等是师范专有教材外,其它多借用中学教材。根据教学需要,在第二、三学年都安排有教育参观实习。从“为人师表”这一传统的教育观念出发,清政府一直注重对师范学的品德和思想教育。明确要求师范教育要“变化学生气质,激发学生精神,砥学生志操”。女子师范学堂更强调进行为女、为妇、为母之道的特殊教育。
        3.高等学堂。吉林省的高等教育萌发于清末、滥于吉林法政专门学校的创立,经历了一段发展过程。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经吉林将军奏准,学务处将设于吉林德胜门外的原课吏馆改为法政馆。两年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7月,改为法政学堂迁入吉林北山新址。该校学员沿袭课吏馆的办法,招考候补投官吏及旗汉各籍举贡,年招百名。该学堂办学宗旨是“研究法政,改良吏治,选就致用之才”。以后改称吉林法政专门学校。作为高等学府,陆续开设33个课目,公共必修的科目主要有:人伦道德、文学、西洋史、日语、蒙语、伦理学、经济学原理等,法学的科目所占比重较大,主要有法学通论、刑法、现行刑律、刑事诉讼法、行政法、民法、商法、法规学、国际公法等。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吉林仿京师译学校又创办了一所翻译高等学堂,校址也在省会吉林东关,开设英、日、俄三个外语专业。
        (三)少数民族教育。吉林是个多民族省份,在教育事业中,少数民族教育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是朝鲜族学校。咸丰以来,清朝实行招民开拓,陆续有不少朝鲜人过江入殖。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政府特别把图们江以北地区划为专垦区,成立垦荒社,招徕朝鲜垦民越江迁入,建立村落。对其教育实行与汉族“一视同仁”政策。自此,在延吉道的朝鲜族开始设书堂,进行朝鲜文识字与带朝鲜语注音的千字文和“四书、五经”教育。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之后,朝鲜族开始办学堂,学堂里学习新学,除中文、读经、修身外,还学史地、格致、算学、博物等新的课目。光绪三十年(1904年)7月,天主教会在珲春黑顶子创办东光学校(以朝鲜族为主)。1910年,日本强迫李朝政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致使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后,不少爱国志士为振兴民族,恢复国家,纷纷过江来到中国吉林。他们从教育入手,准备长期进行反日斗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李相在龙井创办“瑞甸书塾”,这是朝鲜族创办新式塾学的开端,继之各种书塾纷纷兴办,先后有延吉的昌东书塾、延吉县的光成书塾、和龙的明东书塾、和龙的正东书塾等等。而日本为加强奴化教育,其驻龙井的“间岛”总领事也在龙井设立“间岛”中央学校。与此相对峙的是宣统二年以后,朝鲜族志士自编教材办起讲习所,集中进行反日民族复兴教育,其中以珲春大荒沟的东昌学校最突出,它除了一般文化教育外,还施以军事训练,为开展反日民族斗争,培养骨干。
        蒙古族教育随满蒙八旗制的确立,也在吉林开展。乾隆六年(1714年)蒙古八旗兵在吉林文庙西南营建吉林蒙古官学,学习蒙文与骑射。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创设吉林蒙文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又设官立满蒙中学堂,学堂以修身、读经、讲经为主,蒙文与其它学科为辅,一般用汉语授课,但在教学中,注意结合蒙族风俗、习惯和历史、地理特点进行讲授。1908年又开办吉林省专设蒙文学堂,授课以蒙文为主,兼学汉语,以培养精通蒙汉学问的边务交涉人员为主。
        满族的教育肇始更早,早在康熙三十二年(1663年)就开办左右翼官学,成为清代在吉林的第一所满族学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总协两署在乌拉城内外,合办两所乌拉初等小学堂,以后又办高等小学堂一处。此为满族教育走上新学的开始,这类学堂攻学汉文,读经讲经,也学史地、算学、格致等新科目。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吉林巴尔虎门内成立了吉林十旗两等小学堂。同年11月,在新城府(今扶余县)创办公立满蒙文两等小学堂。同年,也在伊通州成立二旗公立小学堂。总之,在光绪三十三年以后,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新政”倡导下,以培养八旗子弟为主的新学堂以较快的速度在吉林各地建立起来了。
        回族教育始于私塾。光绪十四年(1888年)九台的张亮绅(秀才出身)在蜂蜜营村创设回族私塾,其创办资金由清真寺的阿訇、乡老及当地士绅筹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还是由有功名的官吏、士绅联手又创办一所回民学堂。宣统年间,在吉林、通化、长春、伊通、九台等地又相继办起一批清真初等小学堂。在校教师、学生均为回族,以汉语讲授,外加讲授伊斯兰文,讲可兰经典,集中进行有关伊斯兰的教义、教律教育。
        (四)出国留学教育。1901年以后,清政府在维新思潮的推动下,采取一些优惠政策鼓励出洋留学,如学成归来,同样授予进士、举人、贡生等功名。光绪年间废科举兴学堂,更加积极提倡留学,于是不论官费、私费出国学习在东北一时形成热潮,奉天首开留学风气之先,吉林也紧紧跟上。多以官派为主,首选国家为日本。光绪三十一年,吉林将军达桂遣派李澍恩、李达春等人赴日本考察政治,嗣又派本地土绅张松龄等20余人留学东京。当时因吉林政务更张,文教正兴,师资不足,各方人才紧缺,故选派这些人赴日作“速成留学生”。其中入宏文、同文各校学普通及速成师范者有10余人,入警监学校者8人,入法政大学速成科者3人。他们或一年或二年毕业学成,返回吉林多数担当教习,推动吉林教育事业的发展。达娃所送留日学生中,也有继续留下深造的,分别把他们送往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同时还选派部分学生留学俄国。
        当时为办好新学堂,清政府还聘请大批日本教习来中国传授知识。这些教习先在日本国内受短期培训,学习中国历史、地理、语文及风俗,然后来中国执教,吉林也有日本教习,如长春实业学堂的加知贞一郎(东京都高师毕业)及中村连一;四平蒙古博王府学堂的桂德治(教体操)及小川庄藏。他, 们的到来,对中国新学制的建设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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